小 i 导 读
当今世界处于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全球化作为一种强大的力量，正在深刻改变人们的生活与工作方式。当传统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全球化模式弊端凸显，“逆全球化”“反全球化”思潮兴起，全球化未来何去何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社会科学部副部长兼智库中心管理办公室主任、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中华美国学会副会长王栋在《学术前沿》杂志撰文认为，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化将进入扩容与升级的“再全球化”阶段。再全球化具有动力机制转变、经济结构变革、政治与经济融合、区域化与全球化互动、包容性与可持续性等特征。中国作为“再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正以开放、柔和、务实的方式引领全球化向数字化、包容性、普惠性和共赢方向加速发展。
摘 要
全球化具有多维而复杂、易变又韧性的特征，尽管面临“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但经济全球化的不可逆转性、全球供应链的强劲韧性以及国际流动的显著增强，共同构成了全球化应对逆境的免疫力和修复力。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化将进入扩容与升级的“再全球化”阶段。再全球化具有动力机制转变、经济结构变革、政治与经济融合、区域化与全球化互动、包容性与可持续性等特征。中国作为“再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正以开放、柔和、务实的方式引领全球化向数字化、包容性、普惠性和共赢方向加速发展。
当今世界处于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全球化作为一种强大的力量，正在深刻改变人们的生活与工作方式。什么是全球化？全球化从何而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全球化呈现哪些新的特征，产生了哪些重要影响？当传统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全球化模式弊端凸显，“逆全球化”“反全球化”思潮兴起，全球化未来何去何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强，特别是中国在全球“数字化”领域的竞争实力，为中国引领“再全球化”提供重要基础和能力。回顾历史，全球化经历从萌芽、发展到不断深化的过程；展望未来，全球化没有终点，更不会停滞，而将继续以更加包容、可持续的方式向前发展。
多维而复杂的全球化
“全球”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词汇，有着四百多年的历史。然而，“全球化”与“全球性”这两个概念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流行。据考证，1961年韦伯斯特词典（Webster Dictionary）是最早对全球化进行定义的词典。事实上，定义全球化本身就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因为这一概念极为复杂且内涵丰富。理解全球化，需要从多维度的视角进行剖析。从内容上看，全球化既像一个“篮子”，又像一个“多棱镜”。从气候变化到恐怖主义，从全球分配不平等到全球南方市场贸易，几乎一切问题都可以被纳入全球化的范畴，仿佛都可以装入这个“篮子”。同时，不同的人从这个“多棱镜”中可以看到不同的侧面。也正因如此，全球化的概念具有高度争议性，学界对其定义存在诸多分歧。但不同观点之间仍存在某些重叠之处，这些重叠构成全球化基本特征的“公约数”。具体而言，全球化涉及社会互动网络的激增，交流和互动进程的加速，以及相互依赖关系的扩展和延伸，这种相互依赖性不仅体现在客观物质层面，还扩展至精神联系层面。
从发展进程看，学者们对于全球化的历史年表划分存在诸多争议，而这些争议本身表明，全球化现象可能与人类历史一样久远。如果从严格的政治与文化全球化维度来衡量，真正的全球化似乎始于19世纪后期，而全球化的大范围扩展则主要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之后。根据全球经济开放程度与政治和谐程度，全球化形态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封闭型全球化、内卷型全球化、脱嵌型全球化和包容型全球化，这四种类型的动力机制存在显著差异。封闭型全球化是一种极端状态，表现为全球经济的相互分离和政治上的协调不足；内卷型全球化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实现高级模式的转变，呈现内部不断复杂化的发展趋势；脱嵌型全球化出现在全球政治经济失调、全球化力量分散的时代，表现为传统霸权国家与新兴国家之间战略互信的缺失；包容型全球化则始于全球化动能从美国向中国转移的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这一政策主张不仅契合时代潮流，也为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易变又坚韧的全球化
全球化呈现数字化与区域化并进的新特征与新趋势。一方面，数字化推动全球化的深度变革，数字平台的兴起极大地降低跨境交易成本，使全球市场更加高效和透明，数字技术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区域化成为全球化的重要支撑，区域经济一体化在北美、欧盟等地区蓬勃发展，亚洲地区也在加速追赶，区域合作成为增强经济韧性和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关键动力。中国在这一过程中通过技术输出和市场拓展，引领新兴经济体在全球创新链中不断提升地位，成为推动全球化的重要力量。
当前，全球化已迈入由数字信息、思想与创新流量主导的新时代。数字平台创造更高效、透明的全球市场，使得分处不同大洲的买家和卖家能够通过网络轻松实现连接。数字通信和交易的边际成本近乎为零，这为大规模跨境交流奠定基础。在此背景下，个体在全球互动中的参与度显著提升，全球化中的“赢家”与“输家”格局正在重塑。传统全球化模式中，处于全球贸易网络节点的国家往往比外围国家更能享受全球化红利。然而，跨境数据流网络的兴起打破了地理限制，借助社交媒体和其他互联网平台，任何个体都有机会实现互联互通，积极构建跨境联系。截至2024年7月，全球互联网用户数量达54.5亿人，占全球人口总数的67.1%。其中，社交媒体活跃用户数量达51.7亿人，占全球人口总数的63.7%，电商市场规模增至67.05万亿美元。新技术革命推动数字领域的再全球化，但围绕新技术的担忧也在蔓延。人们可能面临职业转型，这不仅涉及工作类型、工作场所与工作流程的变化，还意味着需要满足智能化时代对更高层次认知技能的要求，包括批判性思维、创造力以及复杂信息处理能力等。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成为推动全球经济持续复苏的重要力量，也是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时代趋势。中国在全球数字化进程中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通过技术输出和市场拓展，带动其他新兴国家加快数字化转型，并在数字基础设施、5G融合应用生态、人工智能创新与应用以及数字技术产业等领域取得长足发展。全球数字化发展与各国数字技术的生产创新加速全球经济新样态的形成，进一步增强全球经济的韧性和灵活性，为新兴经济体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据预测，2028年全球跨境电子商务市场规模将超过3.3万亿美元，比2023年增长107%。此外，《中国跨境电商企业出海发展蓝皮书（2024）》指出，相较于欧美发达国家市场，东南亚、中东、拉美等新兴国家市场将成为中国跨境电商新的增长极。在全球范围内，中国正引领新兴经济体在全球创新链中不断提升地位。
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家彼得·佩特里（Peter A. Petri）等学者认为，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模式在21世纪初已显现衰退迹象，未来全球化的走向可能更多地体现为经济区域化。当前，北美经济一体化、欧盟经济一体化和跨大西洋经济合作等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已相对成熟，具备坚实的制度基础和物质条件。然而，由于各经济体经济结构差异显著，以及在国家安全等问题上存在防范心态和预期分歧，亚洲地区的区域合作进展相对滞后。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亚洲区域合作的前景。后疫情时代，全球化的区域化特点愈发明显，区域一体化正成为推动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动力，并为全球经济复苏和发展提供新的动能。复杂多变的全球地缘政治局势促使各国愈发倾向于通过区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和抗风险能力。在此背景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推动区域合作形成新局面，促进共享红利与共同发展。2022年，RCEP的15个成员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同比增长13.9%，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增长21.7%。其中，老挝、缅甸、柬埔寨等欠发达经济体对RCEP其他成员贸易同比增长分别达28.13%、13.68%和3.42%，区域经济合作成为其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指出，到2030年，RCEP有望带动成员国出口净增加5190亿美元。此外，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预测，到2035年，RCEP将使区域投资累计增长1.47%，带动世界实际生产总值和进出口贸易分别较基准情形累计增长0.12%和2.91%，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新动力。除亚太区域外，其他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也在积极应对新挑战、迎接新机遇。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AfCFTA）于2021年正式启动，覆盖非洲大陆54个国家。世界银行预测，到2035年，AfCFTA有望使非洲大陆的生产总值增加4500亿美元，使世界其他地区收入增加760亿美元，吸引更多外资流入，促进基础设施和工业发展，并使300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
全球化面临复杂影响与逆全球化浪潮的风险挑战。全球化在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和国际分工的同时，也带来诸多风险与挑战，这些挑战不仅威胁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引发对全球化进程的深刻反思。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全球化深刻重塑全球经济格局，其最显著的影响体现在生产要素通过国际分工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与重组。这一进程提高生产效率，加强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还推动世界经济贸易的繁荣。然而，全球化本身所具有的多维度属性也使其影响呈现复杂性，既带来积极效应，也伴随着诸多消极影响。首先，全球化加剧全球范围内的“不公平”。以国际为视野，全球化发展表现为“南北发展不均衡”问题，即全球财富分配的不均衡与南方国家的贫困问题。其次，全球化导致“不普惠”。在国家内部层面，经济全球化加剧跨国阶层之间的不平等，形成“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局面，进而引发部分国家内部的社会分裂。再次，全球化造成“不均衡”。公共与私有部门之间的财富分化日益严重，表现为“国家越来越富，政府越来越穷”的现象。此外，全球化还引发恶意经济竞争导致的生态环境破坏，以及霸权国家通过制裁手段滥用、篡改国际市场规则等问题。正是这些消极影响，逐渐催生“逆全球化”或“去全球化”浪潮。
“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亦称“逆全球化”，是指全球化导致的各国及地区之间的相互依赖和整合程度出现回退的现象。这一概念最早由反全球化运动的重要倡导者瓦尔登·贝洛（Walden Bello）提出。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相伴相生，而“去全球化”的直接推动力量源于美欧等西方国家国际地位与综合实力比较优势的逐渐丧失，以及由此产生的对资本分配不均与经济利益失衡的不满。随着西方发达国家对全球化的失望情绪不断增长，保护主义和本土主义观点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从逻辑上看，“去全球化”是对全球化的反动，反映了其主要推动力量西方发达国家对更均衡的多极世界格局的排斥。从理念上看，“去全球化”是一种“有选择性的全球化”，即“联盟集团化”，体现为西方发达国家与其所谓“志同道合”（like-minded partners）伙伴开展小圈子合作，以“本国优先”为旗号采取收缩策略。本质上，新兴国家的快速崛起，使得西方发达国家因“零和思维”而内顾，因“维护霸权”而压制，因“本国优先”而封闭。“逆全球化”或“去全球化”反映了传统霸权国家与新兴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同时揭示了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因追逐资本至上而产生的尖锐问题。从历史来看，“逆全球化”或“去全球化”的声音可以追溯到1999年反全球化运动的诞生。1999年，4万多名抗议者封锁了西雅图的街道，试图阻止世界贸易组织会议的召开，这一事件标志着反全球化运动的诞生。此后，2001年的“9•11”事件、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2016年特朗普上台，以及2024年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等事件都加剧了人们对“去全球化”或“逆全球化”是否会成为主流的担忧。在“逆全球化”冲击下，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民粹主义、孤立主义盛行，区域一体化受到威胁，多边制度难以发挥有效的规范与治理作用。多次兴起的“逆全球化”浪潮对全球经济贸易、投资、技术、人员流动产生明显负面影响。
全球化展现出强劲的韧性。全球化经历多次波折和逆流后，不仅未停滞，反而在不断适应、调整、演变与发展。现阶段，全球经济贸易逐步恢复、全球供应链不断加固，数字技术推动下的国际流动也充满活力。这些现象都表明，全球化具有应对逆境冲击的免疫力、通过调整适应而迅速恢复的修复力，以及通过创新实现更优发展路径的执行力。具体体现为全球经济应对全球性冲击的能力，如全球供应链的保持力和创造力，以及以数字要素为时代特征推动下的国际流动力。全球化的强劲韧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经济全球化的不可逆转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报告指出，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和美国等国家的经济韧性显著增强，全球经济面临的风险已基本得到管控，实现“软着陆”（soft landing）成为可能。在通货膨胀方面，经济供给侧问题得到缓解，各国普遍采取限制性货币政策，大多数地区的通胀下降速度超出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25年全球总体通胀率将进一步降至4.4%。此外，全球多数高收入国家的劳动力市场表现依旧强劲。尽管全球贸易发展环境受到多重制约，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25年世界贸易增长率升至3.6%。报告强调，通过加强多边合作增强韧性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关键。尽管各国对全球化存在“失望”或“疑惑”，但全球化仍是不可逆转的趋势，这些负面情绪尚不足以改变其发展方向。二是全球供应链韧性强劲。全球供应链既是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因素，也是全球化经济波动的影响因素。随着贸易联系的加深与供应链不断优化，全球供应链已经形成体系完善、相对固定的全球供应链结构（supply chain configuration），难以被轻易改变。全球供应链的形成得益于贸易壁垒的拆除、技术进步的快速普及、投资自由化的推广，以及以中国为枢纽的亚洲成为全球生产中心。这一过程从根本上改变商品生产方式，大多数最终产品由多个跨地域的生产商共同完成，并通过国际供应网络销售。自全球贸易兴起以来，无数企业共同创建高效、紧密的价值链，显著降低生产成本，并提高供应链的灵活性与适应性。全球与区域供应链的形成是国家、区域、企业经过长期磨合的结果，是基于多重成本效益考量的最优选择。三是国际流动显著增强。新冠疫情对全球公共健康和经济支柱产业——旅游业产生了巨大冲击。据官方统计，2019年至2020年，全球旅行和旅游总支出从5万多亿美元减少至2.44万亿美元，降幅超过一半。然而，自2022年以来，旅游业逐步恢复增长，预计到2033年，全球旅行和旅游业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份额将超过疫情前水平。2024年全球旅游业（包括休闲旅游、商务旅游和国际旅游）等实现全面复苏。
全球化的升级与扩容：再全球化
“再全球化”是指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对全球化进程的改革，以及这种改革所产生的模式升级与扩容效应。传统的全球化以“中心-外围”经济结构为基础，发达国家与外围国家之间在工业制成品与原材料贸易中形成的“剪刀差”，加剧全球的不公平现象，使得传统国际格局中的两极差距愈发明显。然而，随着新兴国家综合实力的整体提升，中国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打破了传统的全球化格局。从发展形态看，“再全球化”呈现从经济导向向政治导向的转变，以及从高层全球化格局向低层全球化格局的演进趋势。全球化的力量不能仅通过经济学家的理论模型来理解，因为每一个贸易数字增长的背后都隐藏着诸多行为体之间的利益冲突，这些冲突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英国公投脱欧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当选等现象。“再全球化”并非推倒全球化，而是对全球化的升级与扩容，推动由大资本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格局转变为由底层民众主导的政治全球化格局。“再全球化”并非“新”全球化，不是新兴国家“另起炉灶”，而是通过内部改革来升级现有国际架构。
从动力机制看，随着西方大国参与全球化的意愿与能力下降，“再全球化”的动力已从传统大国转向新兴国家。2008年前后，新兴经济体的表现尤为亮眼，这些国家曾经长期处于全球化的边缘地带，如今已逐步走向中心。与西方主导的高层全球化不同，这些新兴国家代表整体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是低层全球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体现。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陷入不同程度的孤立主义困境，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对全球治理的参与度不断提高，为全球化注入了新的动力。2001年，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尼奥尔提出“金砖国家”概念，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四个新兴市场国家开始受到全球关注。2010年，南非加入金砖国家，首次完成扩容，由“金砖四国”（BRIC）变为“金砖五国”（BRICS）。2023年，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作出金砖扩员的决定，2025年金砖国家正式成员进一步扩容至11国，在经济、金融、安全、环保等全球治理领域的合作成果显著，有力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
从类型看，“再全球化”属于“包容型全球化”。在“再全球化”时代，世界权力转移的方式将更加和平，竞争方式将从传统的军事竞争转向公共产品供给竞争。新兴大国主动欢迎小国“搭便车”，在旧有霸权主导的体系之外，开辟了一种新型供给公共产品的治理路径。这是一种新老治理结构共存并进、分工协作的模式，世界将在权力转移的公共产品供给竞争中共同获益。2014年，习近平主席出访蒙古国时指出，“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这一表述不仅体现中国对全球化的开放态度，也揭示新兴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新角色。为何美国在近年来愈发不愿意承担全球责任，而新兴国家却成为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从供给动因看，欢迎他国“搭便车”既是维护自身利益的举措，也是推动全球化进程的重要方式。中国将发展红利分享给世界的积极行为，充分体现了包容共生智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深刻的包容哲学，强调万物和谐共生，方能实现天下大同。与西方的零和竞争思维不同，儒家思想强调关系亲疏的差序格局，即便对关系网络外围的陌生人，也应尽量给予包容和接纳。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以“主动经营”的理念推动国际秩序优化，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周边命运共同体”、“亚洲安全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展现出中国推进“再全球化”的开放性、柔和性与务实性。
在“再全球化”阶段，无形的数据要素流动愈发频繁，“数字化”已成为“再全球化”的重要特征之一。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每一次科技革命都大大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第一次科技革命开启了世界工业化进程，使世界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第二次科技革命加速资本主义经济的飞速发展，推动了世界市场的逐步形成；第三次科技革命则进一步加强世界各国的相互联系与依赖，促使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当前，人类正迈向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轮科技革命，以智能化、数字化和创新格局多极化直接塑造“再全球化”的全新形态。“再全球化”意味着全球化进入一个由数字信息、思想和创新流量所定义的新时代。数字平台构建更高效、透明的全球市场，买家和卖家仅需通过网络即可实现快速连接。数字通信和交易的边际成本近乎为零，这为大规模跨境交流奠定坚实基础。在传统全球化模式中，处于全球贸易网络节点的国家能比外围国家享受更多的全球化红利。相较之下，跨境数据流网络打破了地理界限，让任何个体都能与他人建立联系，借助社交媒体和其他互联网平台构建自己的跨境联系网络，从而更加主动地参与全球互动并重塑关系网。
“再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实践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际关系格局也迎来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国际关系层面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主要体现在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世界多极化进程加速推进，国际格局日趋均衡，各类战略力量分化重组，国际形势处于新的转折点。从经济层面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推动经济全球化持续深入发展，世界经济格局深刻变革。美国内顾倾向不断强化、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不断抬头。经济领域的大变局直观地表现为中国经济规模对美国的快速追赶，这一趋势在近年来愈发显著。从科学技术层面看，大变局时代是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新工业革命蓬勃兴起的时代。中国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取得长足进步，成为新工业革命时代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也成为美国科技竞争的主要目标。
2017年，唐纳德·特朗普宣誓就职美国总统，主张对他国采取干涉主义政策，尤其是推行贸易保护主义，以实现美国的国家发展目标。在其领导下，美国不仅大量退出国际组织、撕毁部分国际贸易协定，还对中国、欧盟、墨西哥、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发起关税战。2024年，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与第一任期相比，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内不再受华盛顿错综复杂的“深层政府”的掣肘，摆脱了连任竞选的顾虑，从而能够更加自由地施展其政治抱负。自2017年以来，特朗普重塑共和党，“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彻底改变美国政治生态，所有不顺应特朗普和“MAGA”运动的共和党人都被边缘化。未来特朗普将继续高举“美国优先”旗号，在外交上推行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这可能损及联盟体系的内部团结与稳定；经济上“反全球化”，追求贸易保护主义，对贸易伙伴国发起贸易战，未来可能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知识产权调查力度，并实施升级版的对华科技战、芯片战甚至太空战。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国引领“再全球化”既面临挑战，也充满机遇。中国在新能源汽车、半导体芯片、电子商务等多个领域已经展现出显著实力，成为推动“再全球化”的重要动力。在电动汽车领域，据相关数据统计，2023年，中国汽车整车出口总量达491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总量达120.3万辆，同比增长77.6%，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已连续九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正处于汽车产业跨越式发展的关键阶段，新能源汽车出口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举措，真正实现“换道超车”，成为中国汽车工业的一大亮点。这充分表明中国已在数字技术等高科技领域成为先行者，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引领全球科技创新与可持续发展。在半导体芯片领域，半导体芯片是智能手机、电脑、汽车和家用电器等一系列现代技术产品的关键组件。尽管体积微小，但这些硅电子器件却以多种不同方式为现代世界提供动力。面对美国的打压与对全球化进程的破坏，中国将发展半导体产业视为国家战略重点，并积极推动其发展，为全球化的进程注入强劲动力。中国本土芯片制造商的总装机容量从2020年的每月296万片晶圆增加到2021年的357万片晶圆。中国的半导体器件销售额从2017年的130亿美元（占全球芯片销售额的3.8%）增长至2020年的398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30.6%，全球市场份额升至9%。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也开始反哺“再全球化”的发展，据美国企业研究所2024年的报告显示，中国已经成为主要新兴市场中最重要的芯片来源国。在电子商务领域，长期以来，中国的互联网电商已成为推动“再全球化”的重要力量。据相关统计，2023年中国电子商务市场规模达50.57万亿元，较2022年的47.57万亿元同比增长6.31%。为确保跨境电商出口的平稳可持续增长，中国政府各部门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国际经济合作平台“丝路电商”，积极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扩大双边合作，不仅扩大了市场准入，还促进物流、金融等行业发展。在世界处于动荡变革期的时代背景下，这一举措将共建“一带一路”定位为充分利用跨境电子商务潜力的重要途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中国一直是全球化的坚定支持者与实践者，具备引领“再全球化”的能力。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不可逆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不可阻挡。中国以最大诚意引领“再全球化”，因为经济全球化大势不可逆转，和平共赢的多国合作不可逆转，人类向前发展的进程更不可阻挡。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的一员，中国始终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始终以最大诚意寻求与各国深化合作，并主动以自身高水平对外开放作为动力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坚定不移地推动经济全球化。在“再全球化”时代，中国将引领“再全球化”发展，使其经受住全球性挑战，与其他新兴经济体一道，以开放、柔和、务实的方式引领新一轮全球化加速前进，与全球南方国家携手走出和平之路、发展之路、开放之路与合作之路，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结 语
2023年8月，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恩戈齐·奥孔乔-伊韦阿拉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发文指出，近期世界贸易组织总部的同事们开始探讨“再全球化”这一概念，表示“全球化并没有停止，但在新的时期它需要改进和重新构想”。伊维拉认为，更加深入、多样的全球供应链能够为“再全球化”提供一条相互依赖但不过度依赖的路径。她指出，“再全球化”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世界需要依靠国际贸易来应对当今最紧迫的全球性挑战，如气候变化、贫困、不平等和战争。2024年9月，世界贸易组织以“再全球化：更好的贸易，创造更好的世界”为主题举办了年度论坛。世界贸易组织副总干事张向晨认为，尽管当前国际社会对于“全球化”存在诸多不同观点，但全球化并未终止，而是在以不同的形式继续发展，即“再全球化”，一种更能反映广泛民众需求和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的全球化形式。当下，“再全球化”概念正受到国际社会更多的关注与讨论。对中国而言，推动和引领“再全球化”进程，不仅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升级的前瞻性思考，也是实现可持续和包容性发展的重要方向，更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路径，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国际担当。
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5年第18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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