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i 导 读
当前，世界进入颠簸动荡期，人类社会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回答世界之问、历史之问、时代之问，成为当代中国理论与学术界的重要使命。新时代以来，中国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中国之制”成就“中国之治”，展现了以制度优势应对全球变局的政治智慧与治理成就。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张树华接受《国家治理研究》采访时表示，所谓“中国之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政治表达，超越了西方“政治现代化”路径，凝结了历史与现实的制度经验，彰显出稳定、高效、协调、持续的治理特征。它既是中国政治发展的独特样态，也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新贡献。“中国之治”体现了制度与治理的有机统一，以制度为根、以人民为本、以效能为魂，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强大生命力与时代价值，为世界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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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进入颠簸动荡期。人类社会怎么了？世界向何处去？如何回答世界之问、历史之问、时代之问，如何破解现代化难题与民主化悖论？如何阐发中国之路、解码中国之治、提炼中国之理、构建中国之学、弘扬中国之道？如何让世界更好读懂中国、理解中国奇迹和中国治道？对此，中国理论界、学术界必须拿出自己的答案。
新时代以来，我们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用理论和行动回答了我国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等重大政治命题，生动诠释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要义。“中国之制”成就“中国之治”，以“中国之治”应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中国创造世所罕见的伟大奇迹、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密码，也是中国展现给世界的成功实践。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如何持续推动制度体系与治理机制的完善和发展，最大限度发挥制度优势，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这是一个重要课题。为此，我们访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张树华教授。
记者：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指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做到方向明、主义真、学问高、德行正，自觉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学术己任，以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为思想追求，在研究解决事关党和国家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拿出真本事、取得好成果。近年来您对新民主观、中国之治等命题多有论述。请结合世界历史发展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等大背景，谈谈您对“中国之治”这个核心概念的理解。何谓中国之治？为什么要提出“中国之治”这个标识性命题？
张树华：“中国之治”是一个重要命题，是一个核心概念，是一个标识性范畴。“中国之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简明而生动的政治和学术表达。中国之治有别于西方政治学理论的“政治现代化”路径与话语，超越了以往国外现代化和民主化进程中的发展悖论。在变乱交织的当今世界里，中国之治更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文关怀，彰显了大国治理的博大精深与价值追求。
与几百年形成的西式治理模板不同，中国之治是历史而发展的、统一而兼容的、稳定而高效的。中国之治凝结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价值追求和成功经验。中国之治的经验优势，既包含具有中国特色的内涵因素，也包含可资比较借鉴的一般性原则和规律。在当今复杂国际形势下，中国之治彰显出可贵的价值内涵和普遍意义。
中国之治是中国走向世界舞台、融入世界并引领发展过程中自主探索出的治理新路。中国成功的政治实践没有遵循西方既有理论提出的所谓“政治现代化”路径，也超越了西方给出的民主化及政治转型“理论药方”，有效维护了国家主权和发展安全，顺利实现了改革发展稳定等社会目标。
中国之治呈现了中国社会发展面貌的巨大变迁，也正在深刻影响、改变着世界面貌和格局。中国之治有力地回击了“文明优越”“文明隔阂”“文明冲突”等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使得古老的中华文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得以延续、更迭和创新。社会主义制度因中国发展再次彰显强大的生命力，社会主义文明形态重放异彩。中国之治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分享、可借鉴的基本经验和案例样本，丰富拓展了人类文明进步的理念和路径。中国发展奇迹向世界证明了，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立足本国实际，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独立自主地实现发展和进步。
记者：可否请您进一步阐明，何以中国之治？如何解码中国之治？怎样阐释中国之治的多维表现？如何进一步理解中国之治的话语价值与世界意义？
张树华：在新时代，中国之治的内涵和外延广泛而深厚，既有中国发展、中国成功的外在展现，也有中国奇迹、中国贡献的深刻内涵；既有中国之大、中国之强的物质体量，也有中国之美、中国之妙的精神魅力；既有中国之路、中国之制发展方向的制度规定，也有中国之理、中国之道的规范价值——在中国之路的基础上形成中国之制，中国之制的顺畅运行成就中国之治。
中国之治既遵循了制度与道路的规定性，也重视政策与实践的能动性，并以相对灵活、及时有效的关键之策推动改革与创新。中国之治是过程与结果的有机统一，是途径与价值的有机统一，是中国之路与中国之制的有机统一。中国之治蕴含着丰厚的学理和大国治理之道，其发展价值取向和经验原则拓展了世界发展图景，丰富了人类发展的内涵和理念，必将深刻影响世界发展格局与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
中国之治是对中国政治发展成就的话语提炼，既凸显了中国经验的特殊性，又蕴含着人类政治发展的一般性原则和规律。中国之治破除了西式自由民主的神话，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展现了一条全新之路。
中国政治发展立足中国现实、适配中国传统、指向高质量发展，坚持党的领导是其本质特征和重要保障，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其价值指南和发展动力；它体现了稳定性、发展性、持续性、协调性、效能性的特征；诠释了中国式现代化全新的民主观、治理观、发展观。
中国之治蕴含着丰富的中国之理。中国之治展现出诸多一般性原理性特征：一是坚持稳定为先，突出稳定性；二是坚持发展为要，突出发展性；三是坚持求真务实，突出持续性；四是坚持辩证思维，突出协调性；五是坚持系统观念，突出效能性。
中国之治展现出绚丽的思想结晶与国际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经验可以提炼总结出相应的“中国之理”“中国之学”“中国之道”。“中国之治”是全面性、协调性和实践性的统一，是民主、秩序、效能等政治价值的有机统一。
中国之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在新时代的生动诠释，彰显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中国之治体现着当今世界大变局中的良政善治，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政治发展与治国理政中的样态凝练与生动实践。中国道路之于人类文明的价值日益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中国发展的价值取向和治理经验拓展了世界政治的多样形态，丰富了人类文明的内涵与理念，深刻地影响着世界格局与人类社会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国之治在道路、制度、理念、文化等多个层面丰富着人类政治文明的内涵，以独具魅力的中国之理、中国之道为人类文明百花园增光添彩。
人们看到，当今世界的一个突出政治景观就是中国之治、西方之乱。中国之治讲述的中国道路与中国实践的成功经验，冲破了西方固有的“民主—专制”的单一化思维定式和双重标准。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再到“中国之理”，呈现出中国奇迹鲜明而独特的逻辑链条。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目标和发展问题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强的相近性。中国之治的理念和经验是发展的、包容的、开放的，既有特殊性，又有普遍性。未来，中国之治将为世界拓展更广阔的发展前景，也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因此，可以自信地讲，中国之治丰富了人类政治文明百花园。
记者：“由制到治”的命题立意深刻，含蕴深远。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如何理解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制度体系与国家治理等重要概念及其相互关系？
张树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之治”，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理想熔铸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以制度优势为基、以人民至上为魂、以守正创新为径，成功开辟了一条通向复兴与善治的康庄大道。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领导人民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逐步构架起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框架，开启了国家建设、社会建设的伟大征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势，具有系统性、历史性和实践性，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治国理政中不懈探索奋斗的结晶。
概括地说，“中国之制”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于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中国之治”是指通过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把国家制度的显著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两者之间既存在着显著区别，又相辅相成、密切统一，是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统一，是结构与功能的统一。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以社会主义为根本前提和基本底色，其运行是以国家制度为根本依据，以国家制度架构为“四梁八柱”，以党的领导为控制中枢，以实践中的体制、机制、规矩、原则来组织和链接各子系统，从而成为一个将资源、组织和个体等要素有机统合并协同运行的复杂系统。除了制度结构、资源禀赋、权力配置等“硬件”因素外，国家治理体系效能的发挥还依赖于灵活的政策机制，特别是各子系统的协同与衔接机制、信息反馈与调平纠偏机制、系统主体能动性的激发机制等。
进一步讲，“中国之制”主要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尤其是展现这一制度体系与中国国情的高度契合性。“中国之治”重点指基于制度体系生成的治理政策和治理效能。“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均呈现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制度犹如“硬件”与“软件”相结合，制度的灵魂和生命力在于高效能“运转”。“中国之制”是制度体系的基础，“中国之治”是以“中国之制”搭建的制度体系为根基，从无数次的实践探索和总结中构建的治理政策与治理成果，从而形成完善的治理体系。
一方面，“中国之制”是中国走向民族复兴的制度密码。以“中国之制”为基础，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作为根基来构建治理体系，从而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为中国走向民族复兴提供强有力保障。我国既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又杜绝效仿西方模式，探索出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7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指引下，我国摆脱了积贫积弱的局面，在经济方面实现了快速发展，在社会方面实现了长期稳定。进入新时代，我国的综合国力明显提升，从“世界大国”逐步走向“世界强国”，这些在民族复兴之路上取得的优异成绩，充分证明了“中国之治”是成功的治理密码。
另一方面，“中国之治”是中国交给世界的高分答卷。“中国之治”的启示在于，其成功驾驭了从制度优势向治理实效的转化，将制度潜能充分释放为可感可知的发展效能，开辟了国家治理效能提升的新维度。
“中国之治”不仅展现了中国治理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也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交给世界的成功答卷。“中国之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借鉴古今中外成功经验，在无数次探索和实践中形成的。“中国之治”是在中国走进全球化现代化进程中生成的，是发展的、包容的、开放的，既有特殊性，又有共同性。“中国之治”正在用中国的发展讲述中国道路和中国实践的成就，用中国的逻辑注明世界发展的多样化脉络。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为世界上谋求发展又希望保持自主的国家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记者：当前，制度、体制、机制、体系等可谓是“热词”，尤其是制度一词运用广泛。如何准确理解“制度、体制、机制”“制度体系”等概念？
张树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重大命题，并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
中国之治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互交织，相得益彰。前者可以理解为成效与结果，后者则是目标和路径。概括地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项超大规模的社会系统工程。系统科学是分析国家制度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理论视角，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科学方法论。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以社会主义为根本前提和基本底色，制度、体制、机制、运行为一体，具有整体性、协同性、层次性、关联性等系统性特征。
如前所述，除了制度结构、资源禀赋、权力配置等“硬件”因素外，国家治理体系运行、优化和效能输出还取决于各子系统的协同与衔接机制、信息反馈与调平纠偏机制、系统能动性的激发机制等三方面。以系统观推动改革发展，要注意把握系统整体涌现性、统一性与差异性、制度有限性与主体能动性、正负反馈的动态平衡等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实际工作中，必须突出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在明确了各项制度体系之后，提出“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目标任务。因此，要用系统论的方法研究阐释国家治理体系，用系统观念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和完善的系统目标。从系统哲学和方法论的层面来思考和谋划改革，以系统观念看待新时代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最基本的就是把握系统整体与部分的有机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生动、活泼、具体的政治实践，具有从认识到实践、实践到认识的一般性特点。从整体性去看待一个社会中的政治实践，不仅要分析系统各部分的功能及作用，更要从部分构成的整体性能去判断系统的效能，从各种制度的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中把握判断系统运行的好坏。
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发展和完善，需要以系统哲学的思维方法看待制度优势形成过程中的历史性和系统性特征，着眼于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的要求，进一步优化配置制度、机制和政策举措，讨论全面改革中如何进行系统集成、降耗提效，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制度优势，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增强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彰显强大的国家治理效能。
记者：这些年来，您长期研究世界大党的成败兴亡、比较世界大国的治乱兴衰，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思想决定方向，方向决定命运，道路决定成败，制度决定兴衰。有时您还补充两点：治理能力关乎输赢，政策好坏关乎民心。那么，我们应当怎样把握和研究国家治理这一重要命题？
张树华：国家发展之争，表象是制度形态之异，内核实为治理效能之竞。国家治理体系具备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层次性、关联性、动态性、开放性，关键在于体系中人的能动性。因此，如何更好地将制度优势转换为治理效能是政治学、管理学等研究者的一个永恒的话题。
一是深切探寻中国治道的历史纵深。治理效能的升华，离不开深厚的治理哲学滋养。“治大国若烹小鲜”的东方智慧，在中国实践中升华为大治理观的辩证统一，既有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大格局”，洞察治理主题与国家发展命脉的深度关联；亦有精准施策、审慎权衡的“微操作”，在“有所为有所不为”中把握治理的力度与节奏。这种治理观融贯历史智慧与现代治理需求，既超越消极的“无为”放任，又警惕盲目的过度干预，在矛盾论与辩证法的指引下，追求治理行动与客观规律的高度契合，为效能转化提供了深邃的方法论支撑。
二是深刻把握制度与治理的辩证互动。制度是治理的基石，却非效能的保证。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制度至上、泛制度化的论点往往催生制度主义、制度万能等错误倾向，导致制度过密、体制过繁、机构叠床架屋、层级冗员过多、文山会海等治理问题。不仅如此，制度依赖或制度崇拜实际上是机械主义、教条主义的变种，实践中往往是纸上谈兵、脱离实际，衍生制度空转、制造制度藩篱、制度陷阱，导致制度体系固化僵化，最后变成发展的桎梏。中国之治的智慧，在于既深谙制度建设的基础性意义——以系统完备、运行有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筑牢治理根基——更敏锐把握制度活力的动态本质。坚持以发展为导向推进制度体系的与时俱进、优化更新，在坚守根本制度优势的同时，通过机制创新破除梗阻、增强制度弹性与韧性，践行“简约管用”的实践理性，使制度真正成为治理效能涌流的活水之源。
三是深度优化治理效能的关键路径。超越单一的制度型治理依赖，中国探索出制度型治理与政策型治理的协同范式。制度型治理奠定稳定预期和长远保障，政策型治理则以其灵活性与适应性，精准回应阶段性挑战与民生关切。两者互补共生，共同服务于效能最大化目标。效能的真谛在于追求以最小的治理投入与制度成本，实现最优的治理产出。这要求治理始终锚定核心政治使命，紧扣发展第一要务，呼应民生根本诉求，将制度的优越性、治理的精准度与资源的集约性熔铸一炉。
“由制到治”的效能之维，是一条以制度为起点、以实效为归宿、以大道为指引、以模式创新为动能的治理跃升之路。中国之治的实践昭示，治理现代化在于能否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惠及长远的治理效能，以高效、韧性、可持续的治理回应时代之问、人民之需，这正是国家竞争力最深沉、最持久的根基所在。
记者：当前，国家治理的内外环境日益复杂，面对新形势新挑战，应如何看待国家治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张树华：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国际形势跌宕起伏，地区冲突和大国博弈竞争日趋激烈，地缘政治格局分化重塑，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深刻调整，全球治理体系正在加速变革转型。外部环境日益复杂，多方面风险挑战向国家治理领域传导渗透，给国家治理带来了一系列压力和难题。比如，在部门协同层面，职权交叉与创新阻滞突出；在体制机制层面，运行梗阻与流程障碍繁多；在政策供给层面，质效不彰与力量抵消明显；等等。
面对新变局、新形势、新任务、新发展，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国家治理体系在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亦面临一系列深层次、结构性的问题，制约着治理效能提升与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近年来，我国治理领域面临的核心挑战集中表现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作风顽疾及其衍生的成本高而治理效能损耗；传统治理模式与社会转型期新需求间的张力；基层治理基础仍显薄弱，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不够完善；等等。
首先是树立系统思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是一个科学、严谨、开放、包容的系统。要坚持系统谋划、精准施策、深化改革，是破解难题、迈向高效能治理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面对新征程上国家治理存在的深层次问题，要坚持实事求是、辩证思维和系统观念，正确处理好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整体性与局部性、普遍性与特殊性、原则性和灵活性、常态治理与非常态治理、管制思维与创新思维以及制度建设与机制创新等若干关系。
其次是树立革新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制度建设要与管党治党需要相适应、与党的各项建设相配套，全方位织密制度的笼子。同时，也要防止制度过于烦琐、陷入“制度陷阱”。要加强系统集成，使各项制度成为有机整体，避免出现相互割裂、相互掣肘、碎片化现象。
面对世界之变、应对新技术条件下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既要加强制度建设、堵塞制度漏洞，又要防止制度泛化、体制固化和机制僵化，避免落入制度陷阱。因此，制度创新、政策创新永远在路上。
最后是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理论创新和学术研究中，要坚持系统观和实践论，科学认识、理解制度体系的丰富内涵和制度运行的规律，避免简单化、机械化、形式化、绝对化等认识倾向及做法。
我们看到，在学界讨论中，有部分学者常常将“制度”泛化，将制度、体制、机制、规制等用词混为一谈。在改革和发展实践中，遁入“制度决定论”“制度万能论”“制度优胜论”等制度主义的泥潭。误认为，只要出台了制度、印发了文件，改革就大功告成，治理便万事大吉。这种思维模式常常导致改革成为纸上谈兵、工作变成文山会海、考核层层加码等治理乱象，而此类问题相互关联、彼此影响，形成制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阻碍和瓶颈，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目标必须解决的治理难题。
记者：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正确处理好一系列重大关系。具体来说，在国家治理进程中需要重点把握和处理好哪些关系？
张树华：我们常讲，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在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在于推动国家治理机制创新、解决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目的是将制度优势转换为治理效能。需要重点把握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的关系，战略与策略的关系，守正与创新的关系，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活力与治理的关系，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的关系。面对新征程新情况新问题，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全面提高治理效能，要解决好以下五个方面关键机制问题：
一是把握好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抓住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带动全局工作，是唯物辩证法的要求，也是我们党一贯倡导和坚持的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复杂形势、复杂矛盾、繁重任务，没有主次，不加区别，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领导干部要学会“弹钢琴”，善于统筹谋划，注意把握好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切忌本末倒置。要对各种矛盾做到了然于胸，同时又要紧紧围绕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切忌顾此失彼。要在整体推进中实现重点突破，以重点突破带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整体跃升。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要坚持系统观念和辩证思维，既注重总体谋划、系统部署，又注重抓好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工作，从战略上统筹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
二是统筹好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当前和长远是辩证的统一，互为条件、相辅相成。“当前”是前提与基础，“长远”是愿景与蓝图，更好统筹两者之间的关系，才能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将之作为一个重要的方法论。更好统筹当前和长远，既要谋划长远、重塑中长期发展动力，又要干在当下、化解突出矛盾；既要立足当前、解决现实问题，又要着眼未来，具备前瞻性和预防性；既要杜绝“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点状管理现象，又要避免治理主体、领域等相互分离的带状管理情况。不能急功近利，不能竭泽而渔，不搞政绩工程，多做一些功在当代、利在长远、惠及子孙的事情，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为后人作铺垫、打基础、利长远的好事。
三是协同好常态治理与非常态治理。社会中存在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两种类型的事件，相应的社会治理也面对两种状态，即常态治理和非常态治理。常态治理处理大量日常性事务，主要涉及已知的确定性事件，治理主体对其构成要素和运行规律有所把握；非常态治理则处理大量突发性事件，这些事件具有不确定性和多变性特征，治理主体尚未对其发展规律形成稳定认知，因此往往通过临时动员在某一时段集中解决问题。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各类矛盾和风险易发期，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协同好常态治理与非常态治理，既要有效应对重大突发事件，又要及时转换治理模式，持续提升前进动力和发展能力。道术相长，宽严结合，松紧有度，保持定力，把握节奏，努力铸就新时代大国治道。
四是协调好管制思维与创新思维。在新时代，管制思维在国家治理中集中表现为更注重顶层设计，更好发挥政府的职能；创新思维在国家治理中集中表现为鼓励实践探索，激发社会活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正确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的关系。“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思维和系统观念，是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重要方法论。一方面，必须统筹谋划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各个要素，在科学的顶层设计上下功夫，以增强方向感、计划性，避免陷入少知而迷、不知而盲、无知而乱的困境；另一方面，面临许多难以解决的时代课题，全体党员干部要敢于在“摸着石头过河”中接力探索、善于在“无中生有”中开拓创新，以增强经验感、实效性，避免重蹈纸上谈兵、虚谈废务的历史覆辙。
记者：当前，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转化进程正在稳步推进，推动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从社会层面看，宏观方向已经明确，在推进过程中还有哪些因素影响着治理效能？
张树华：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在新时代和新发展阶段，要做到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推动相关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把握好从“中国之制”迈向“中国之治”的总开关和关键点，在最大限度上发挥制度优势，最高程度上提升治理效能。
在实践中，我们要警惕制度决定论、制度政绩观、制度避责主义，防止出现制度泛化、制度过密、制度僵化、制度效能弱化等风险。
从制度的设计和建构过程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依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革命斗争和国家、社会建设的经验中逐步发展、建构和完善起来的。规则本身是静态的，但是系统运行是要素间的互动性活动，是不断发展的实践。从制度到效能的转化，依赖于社会行动者的实践。制度也不是封闭、机械、一成不变的。制度由人来设计、由人来执行，是一种变动中的秩序。人作为实践的主体，若要将文字的制度转化为社会实在、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形成社会关系，只有在人的主体意愿和能动性发挥之后，制度才能转变为社会系统发展的动能。
一是以系统观和协同观发展制度体系，加强对制度建设与制度完善的集中统一领导。系统观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内在组成部分。马克思率先把系统方法应用于社会历史研究，是“社会科学中现代系统方法的始祖”。正是用系统观点研究社会，才使得马克思有可能真正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的、整体的规律。系统观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指导实践、解决问题、总结经验、讲好故事的基本方法和内在遵循，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科学方法论。
应坚持系统、协同、创新等观念，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处理好制度建设、制度稳固与制度创新、制度优化之间的关系。以全局观念、系统思维和创新改革的精神谋划和推进制度建设：前期夯基垒台、立柱架梁，中期全面推进、积厚成势，后期加强系统集成、协同高效。既要健全制度、筑牢根基，保证制度的稳定和有效运行，又要以改革和创新的精神有序解决各领域各方面体制性障碍、机制性梗阻、政策性创新等问题。以系统协同的观念推动改革，还需要及时完善配套的政策和技术条件，补足决策系统、执行系统、监督系统、预警系统以及信息通路的短板、弱项，降低改革的成本，推动系统协同集成效能的发挥。
二是要研究制度集成性创新，形成治理合力，提高制度的综合效能。系统的性质取决于要素的结构，而在一个动态结构的系统中，结构的好坏直接由要素之间的协调体现出来。社会系统中子系统和部分作用之于整体并非是简单线性叠加的。对于基层情况高度分化复杂的改革系统工程而言，子系统和层次结构之间复杂的关联关系以及系统整体涌现性的研究尤为重要。
从系统整体涌现性的角度推动改革，就需要将促进制度集成与改革创新结合起来，聚焦基础性和具有重大牵引作用的改革举措，加强制度创新、体制机制联动以及政策衔接配套，提升制度综合效能。好的制度体系应刚柔相济、能够及时补漏升级。
要树立正确的制度观与治理观。有人讲，制度是基础，思想是灵魂，政策是经脉，治理是政治艺术的生命体现。我们认为，好的政策是良法善治的灵魂表达。好制度、好政策、好治理，是政治研究的最高境界。因此，我提出，当前学界既要研究“制度说”，更要钻研“政策学”；既要关注“科层制”，更要兴举“组织学”“治理学”。
实践永无止境，制度体系的构建不会是一劳永逸的，需要不断地升级完善。人类社会的历史经验反复表明，再好的制度也要避免老化、硬化和僵化，需要不断地提升改造、优化升级。
记者：为什么在国家治理过程中除了制度因素外，您更强调关注政策和策略因素？
张树华：从国内外治理经验看，即便是在完善的制度环境下，治理也不是“自动挡”。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制度体系高效运转的生命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要使各项制度、体制及机制相互配套、运转顺畅，才有条件将制度优势充分转化为治理效能。制度的功效，不在于制度的法条文本多么繁复，也不在于内外架构多么庞杂或谨密。作为一个基础性“器物”，制度发挥效能的关键取决于三方面：一是制度内权力体系和资源配置体系是否科学合理；二是决策、执行、监督体系等运行机制是否科学合理；三是制度框架内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及时。
作为器物层面的制度及其体系，其生命力和灵魂在于运行顺畅、输出功效、推动发展。而这有赖于在制度框架内制定、实施相应的法规、政策。在制度、方向确定下来后，执政党能否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变得十分关键，这也是考验执政党领导力和执行力的重要内容，而执政党的领导力和政策效果又制约着政治权威与民心向背的程度。从这一意义上说，制度优势来源于并体现在中国共产党所制定的正确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制度体系运转的过程中，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政策落地的配套措施和工作方法尤为重要。因此，一是要从时间上预留、适度拉长改革政策与机构调整的磨合期、改革效果的观察期，以渐进平衡的方式推动改革；二是精准把握政策的问题导向、实践导向，聚焦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增强政策弹性、提升制度韧性和活力，才能激发全社会的内生动力，最大程度地发挥制度蕴藏的内在动力和效能。
在实践中考验过了的正确的政治路线确定后，党的干部就成为党的领导和国家的领导方面的决定力量。毛泽东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强调干部对于贯彻党的路线、完成党的任务具有极端重要性。
要坚持问题导向、效能优先，努力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当代中国正处于爬坡过坎的紧要关口，进入发展关键期、改革攻坚期、矛盾凸显期，许多问题相互交织、叠加呈现，面临问题的复杂程度、解决问题的艰巨程度也明显增加。国家治理效能是国家治理体系所蕴含的积极作用以及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取得的效力、效果的总和，是衡量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性指标。提高国家治理效能要在党的全面领导下，构建和完善政府、企事业单位、经营主体、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等不同治理主体既各司其职、各尽其能，又取长补短、优势互补的治理格局，充分发挥多种治理工具的聚合效应。
一是坚持人民至上。“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改革。为人民服务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宗旨，是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价值观。为人民服务是国家治理体系长效运行的价值和精髓。
新时代、新任务、新伟业，需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做到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要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不尚空谈的精神，激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蕴含的治理潜能，以灵活高效的体制机制使党和政府的好政策落到实处，以改革与发展的实效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日益增长的愿望和追求，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充分相信广大干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做到凝心聚力、齐心合力、群策群力，最大程度地调动全党上下和社会各界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要用好人民监督机制。与政治监督、法律监督的刚性不同，人民监督更加活跃、广泛，具有柔性、弹性。要通过群众工作性质的机构来组织、实现有效的人民监督，设立统一的人民建议征集或社情民意中心，用好市民热线等治理平台，整合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力量，吸纳人民群众意见，走好群众路线，凝聚民心。
二是发扬民主，充分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坚持民主集中制，提升各级干部的领导力和治理能力。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顺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伟大中国梦，依靠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关键是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新时代新征程，更需要依靠千千万万干部群众，更需要充分调动和发挥他们澎湃的能动性和无穷的创造力。
实践证明，“把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正确实行集中有机结合起来，既可以最大限度激发全党创造活力，又可以统一全党思想和行动”，这是一项能够“有效防止和克服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分散主义”的“科学合理而又有效率”的好制度。因此，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发扬党内民主，开展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维护好党的团结统一。要坚持把治理能力作为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注重把制度意识强、治理能力强的优秀干部选出来、用起来，充分发挥选人用人的导向作用，推动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注重自我完善、提高治理能力。
三是良好的党风政风是提升治理效能的催化剂。改进党风政风，有利于发挥政治优势、挖掘政治潜能、提高政治能力。历史告诉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之所以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原因在于我们始终能够在困难的情况下找到正确的前进方向和行动路线，进而团结带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齐心合力、团结奋斗。今后，我们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保持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精神价值，力戒主观主义、命令主义，坚决破除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二是着力改善制度的领导机制和运行机制，形成上下通畅的信息机制、党政融通的决策机制、运转高效的执行机制、条块结合的贯彻机制、分工把守的负责与执行机制、及时有效的反馈与纠错机制、灵活机动的应急机制。针对已经暴露出的制度漏洞和体系超载等问题，要及时地予以修补升级。
总的来看，“中国之治”的深层逻辑与卓越效能，植根于五千多年文明的治理基因与百余年现代转型的辩证统一。其核心在于成功将制度优势（“制”）转化为治理实效（“治”），开启了国家治理效能维度。在历史文化深度上，赓续“大一统”“经世致用”“选贤任能”“民惟邦本”等治理文化，并创造性转化融入治国理政的宏伟事业之中。在“变与常”“道与器”“古与今”的辩证发展中实现有机更新，既避免了他国治理中的文明断层与认同危机，又以“民心向背”实现了党民同心、江山永固的大党之治、大国之治。
归根结底，“由制到治”的跃升之路，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坚守文明主体性中开辟的治理现代化崭新范式。它以历史连续性为根基、以系统效能为标尺、以人民福祉为归宿，不仅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选择的发展方案，更以高效、韧性、可持续的治理实践，丰富了人类政治文明的多元图谱。
（《国家治理研究》，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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