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牛可以安德鲁·巴塞维奇及其创立的昆西研究所为切入点，深入剖析了当代美国对外政策思想中日益凸显的“节制转向”。本文梳理了巴塞维奇从批判“华盛顿规则”到倡导“战略谦逊”的思想脉络，并揭示了昆西研究所如何将这一思想转化为有组织的政策倡导运动。
然而，近期美国在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与对格陵兰岛的强硬表态，似乎与“节制”理念背道而驰。这种反差恰恰说明：美国对外政策始终处于思想辩论与实际行动的张力之中。“节制转向”并非意味着干预主义的终结，而是反映了美国内部对过度扩张的反思与修正声音的崛起。理解这一思想脉络，有助于我们洞察美国外交的复杂光谱——在“收缩”与“出手”之间，其政策逻辑仍在激烈演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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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维奇与美国“节制转向”
纵观美国对外政策史，与其说某一时期的政策路线来自清晰严密的思想体系，不如把它看成多种体系性思想和政策主张在特定政治情势、意见格局和情绪氛围中消长、妥协、平衡和组合的结果。换言之，以决定论思路看待思想和意识形态对政策的作用，往往失之偏颇。影响政策的“意识形态”从来不是板结单一的，而起作用的各种牌号的政策思想则更是在决策过程中反复进出、起伏涨落。在变化了的时势之下，某些牌号的政策思想和主张会获得更大声量和社会呼应，并在更大程度上标示对外政策的当前性状和潜在走向。当前情境下，安德鲁·巴塞维奇（Andrew Bacewich）以及具有浓厚巴塞维奇色彩的新生智库——“昆西负责任治国方略研究所”（Quincy Institute for Responsible Statecraft）——就有这样的指标意义。
2012年安德鲁·巴塞维奇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一次讨论会上
巴塞维奇和昆西研究所代表的是一种经常被贴上“孤立主义”标签的政策思想。这个标签词不达意、麻烦多出，但如果将其粗略地定义为一种主张以高度有限的方式界定国际目标、严格限制代价付出、在国家利益权衡判定中重近轻远的对外政策偏好，则姑可用之。如此说来则“孤立主义”在美国历史上绵延不绝，曾以多种方式出现。它在冷战和后冷战时代的“自由国际主义”框架下长期处于边缘化和蛰伏状态；但在当今业已来临的“后后冷战时代”美国对外政策的大转型中，“孤立主义”已然显现出声量上升，并向更为中心的位置移动的势头。
孤立主义或者“类孤立主义”思想在历史上曾有可观的智识源流。除却其始作俑者乔治·华盛顿和反联邦党人不论，在十九世纪晚期有知识贵族特性的“超然派”（Mugwumps）中有鲜明主张古典共和主义风格的“类孤立主义”者，二十世纪上半叶则有大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等积极倡导有左翼色彩的孤立主义。但“二战”后自由国际主义或者说“全球主义”取得压倒性政策影响力，同时长期维持这种智识优势。就是说，有很多具有高等智识资质的人充当国际主义的发言人。与此对照鲜明的是，“孤立主义”在政策圈沦为异端，思想上也更多地呈现为表达含糊的意见、态度和情绪，主要存在于“沉默的大多数”当中。它丧失了“高等智识”的加持和相应的“权威性”。巴塞维奇的意义就在这里：二十一世纪初以来，“新孤立主义”在他那里获得“二战”后所缺乏的强有力且颇有智识权威性的表达。
巴塞维奇毕业于西点军校，随后参加越南战争，在这短暂的军人经历中完成了从自任的“冷战斗士”到割弃冷战信条的剧变。其后他转进学术界，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美国外交史博士学位。他曾在西点、约翰·霍普金斯、普林斯顿和波士顿大学等名校任教多年，现为波士顿大学历史与国际关系荣休教授。从二〇〇二年以来，他几乎每两年推出一本书，而这些著作融通军事史、外交史、政治学和文化批评，被公认为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扩张性和军事化倾向最强有力的批判之一，在历史学、国际关系、战略和安全研究学术领域广受引用和讨论。他作为严肃学院学者的身份无可置疑，更因其史学严格性、渊博的知识、尖锐的洞察力、强大的论辩性文风，以及道德感染力而广受尊敬。二〇〇七年，其子在他自始至终予以激烈批评的伊拉克战争中丧命，他也成为真正的战争受难者家属，此事使其一贯予以痛陈的“公民痛苦”在公共辩论中更拥有难以攻击的道德制高点。在美国力量鼎盛、全球化高涨年代的美国政策思想版图中，巴塞维奇自然长期处于异见者的边缘位置，但他也不时现身于主流政策讨论平台如《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等期刊。频率不算高，但每一次发声都被认为是建制派所无法忽视的重量级异见。
2007年5月13日，巴塞维奇的儿子小安德鲁·J·巴塞维奇中尉在伊拉克巴拉德的一次炸弹袭击事件中丧生
巴塞维奇的著作大多将对战后美国对外政策史的批判性阐释与鲜明的政策主张紧密结合，不仅分析战略谬误和政策失败，还深入探究美国社会对战争的文化态度。巴塞维奇认为，美国的长期政策谬误和失败的根源，在于一套由两党精英、军工复合体和智库所共同维系的“华盛顿规则”。这套规则以高度扩张性的“国家安全”为统御理念，充斥着虚妄信条和战略迷思，塑造了广泛、长期的政策共识。支撑华盛顿共识的三个相互纠结的观念或者文化要素：第一是美国例外论，即相信美国的道德优越性使其在全球负有传播自由与建立秩序的天赋使命，世界不能没有美国的干预；第二，是造成对外政策深刻军事化的“美国新军国主义”文化，它将军事思维渗透到美国社会的各个层面，使战争和无度的军费成为一种被接受的常态，对公民社会和国内政策程序造成深刻腐蚀和危害；第三，是一套关于美国的全球军事霸权为维系国内繁荣所必需的说辞，维系着向全球投送军力的战略执拗。他富有洞见地指出，越战曾导致很多美国人认为战争无效、昂贵，引发社会意见分裂，而美国政治精英、军事领导层和国家安全机器针对这种局面“重新发明战争”（re-inventing war），即为恢复公众对军事力量的信心、延续干涉主义政策，而进行一系列思想、技术和文化上的重塑工程，从而使美国被锁定在“永久战争之路”上。这导致国内经济和社会资源被过度消耗，最终达到“权力的极限”（The Limits of Power），陷入“过度扩张”困境。巴塞维奇认为最可悲的是：“美国公民实质上已经完全丧失了对国家安全政策的根本原则提出深刻质疑的能力。”
巴塞维奇的政策主张归结起来，是美国对外政策乃至国内政策的总体变更：大幅缩减不必要的国际承诺，放弃对“世界领导权”的痴迷，将对外政策予以系统的去军事化，并将军事力量重新规定为真正防御性而非“征伐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要求按“美国优先”原则纠正国家目标优先排序，将用于海外目标的巨大资源撤回，实现真正的国内复兴，以此作为“负责任治国方略”的首要目标。
巴塞维奇在美国对外政策思想版图中占据独特位置，但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其道不孤，并不如常被认为的那么“异端”。他收揽了美国历史和当代诸多政策和政治思想线索，多种论说路径在他那里达成“混合增效”（synergy）效应。他主张避免不必要的永久联盟和对外干预，呼应华盛顿《告别演说》中的经典告诫；他对常备武力和权力集中的忧怵，回响着麦迪逊等反联邦党人关于“军事主义”破坏权力制衡、腐蚀共和制度的古典戒惕；他对美国战争动力的探究，对战争由谁制造、为谁服务的追问，以及对“海外扩张是资本主义必需品”的论断，则吸收战前孤立主义和战后左翼批判历史学中的经济利益驱动解释——他甚至直截了当地承认比尔德和威斯康星学派鼻祖威廉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是他的“智识祖先”。他对美国长期海外扩张和“永久战争状态”的批判，与越战后左翼知识分子对美国帝国主义和对外干涉的批判思潮有高度共鸣。他对“军工复合体”的权力膨胀和不当影响的揭露，则又直接沿袭艾森豪威尔总统离任演说中发出的著名警示。他也不忘对冷战以来对外政策权势集团的批判性分析，其中又很有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式的反精英论述风格和左翼民粹主义色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也呼吁“美国优先”，与当前特朗普主义（MAGA）人群形成了共振，尽管其智识内涵和道德偏好与后者大有不同。
给巴塞维奇简单贴上“新孤立主义”和“和平主义”标签都是一种误导，而这也是他自己明确拒绝的。细审之下，巴塞维奇政策思想的底色是一种深刻的“认识论现实主义”或者说“认识论保守主义”。智识型保守主义对理性的局限性和人类的易谬性的体悟，被倾注到他对美国自我认知方式的严厉剖析之中。在他看来，美国政策的失误并非仅仅是政策和战略失败，而是根源于道德和智识上的傲慢与自欺——对美国自身权力、能力、美德与使命的偏执高估。这种对国家傲慢的深刻警惕与解构，使得巴塞维奇与美国历史上最具穿透力的神学家和政治思想家之一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发生至关重要的共鸣。他引述尼布尔所阐发的“奥古斯丁式谦逊”（Augustinian humility）观念，呼唤一种对集体罪性的冷峻承认：人类一旦组成国家或帝国，就易将自身利益夸大为普世价值；而这种权力的傲慢是原罪在政治和政策中的放大器。尼布尔揭示出美国人“自命正义”（self-righteousness）秉性造成持久的“美国讽刺”（American Irony），巴塞维奇认为这一点有着重大的政策思想意义：“美国人亟待听取尼布尔的告诫：在一切原罪中，最危险的莫过于正义者的自命正义。”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于2008年再版尼布尔的名著《美国历史的讽刺》，由巴塞维奇撰写导言
可以说，巴塞维奇的政策论说代表着一种“战略认识论”的转向——一种揄扬“节制”（restraint）、“审慎”（prudence）、“谦逊”（humility）的战略原则和思想品质的转向。在这一点上，巴塞维奇与乔治·凯南和汉斯·摩根索等所代表的传统现实主义思想气息相同。他在昆西研究所成立演讲中说：“尼布尔提醒我们，我们并非善良；凯南提醒我们，我们并不全能。战略必须从承认这两条开始。”于是，对外政策和战略的原则不再是积极行动、“权力优势”（primacy）、“再平衡”和“民主圣战”之类，而是“节制”（restraint）、“自我限制”（self-limitation）、顺应多极化趋势、不干预和“离岸平衡”等等。
现今已经十分明显的是，以“节制”为标签，一种交叠的共识已经浮现在美国对外政策思想的版图上。粗略词频考察显示：“节制”一词在美国政府、国会、智库和主流政策期刊（比如《外交事务》）中的使用近年来有陡升之势。如今，各种不同政治光谱、党派归属和思想流派的人都谈论“节制”。以往在战略现实主义传统中，“国内繁荣优先于国际抱负”“战略目标必须与国力和资源相适配”“防止战略过度扩张”“承认权力扩散和均势动态”“以外交妥协管控战争风险”这些原则已深有根基。而“节制”的主题，在某些历史学家（如梅尔文·莱夫勒）和具有历史气质的战略思想家（如马克·特拉奇滕伯格）那里，也已得到很深入的开掘。而到如今，这些原则已不再属于某一流派，而眼见得成了巴塞维奇那样的“节制派”、自由国际主义派、进步全球主义乃至右翼民粹主义所共同接受的一套否定性前提：否定美国应无限制地主导世界，否定将全球干预视为解决问题的首选工具，否定把外交妥协视为软弱。
2025年6月，分属民主党的卡纳（Ro Khanna）和马西（Thomas Massie）两位众议员提出决议，禁止美国军事介入伊朗，重申国会根据宪法第一条拥有的宣战权。昆西研究所为此于2025年12月4日授予两位议员年度“负责任治国方略奖”
当前围绕美国对外政策的大辩论，其实是关于“全球领导权”的正当性、可持续性，以及关于其应具备何种内容的重估。美国对外政策意见氛围正经历这样一种变化，从把“全球领导权”视为当然的思维定式，转向它必须被解释、被质疑，至少要施加关于对所付代价与目标是否相称的审察。与此相关，“信誉”（credibility）也不再是那么不容冒犯的神圣律令。冷战与冷战之后的数十年里，“维护信誉”与“全球领导权”都曾有不可置疑的战略正当性。而今天，巴塞维奇和查尔斯·库普乾（Charles Kupchan）等人，都对“信誉”这一概念的长期滥用做出有力揭露。他们致力于说明信誉既非普遍和跨情境的资源，不能通过强硬和对抗而自动获取，而是一种取决于具体战略情境的“关系性”（relational）因素。这就是要解除“信誉”和干预之间的自动连接。
由巴塞维奇于二〇一九年发起的昆西研究所正显示“现实节制派”或者说“反干预主义”在美国政策辩论中的显著升起，也显露“节制”原则作为跨党派、跨意识形态营垒、跨政策思想流派的交叠共识的新地位。这个年轻的智库由自由派的索罗斯开放社会基金会与自由至上派的科赫（Koch）兄弟网络共同出资建立，这在美国智库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标志性组合。《纽约时报》称其为“华盛顿最不可思议的婚姻”，《纽约客》则把它的诞生比作“反干预主义的登堂入室仪式（coming-out party）”。昆西所与政府之间还没有形成以往自由派智库所享有的“旋转门”，其成员少见直接进入政府决策职位者，但其政策研究和建议活动已然颇具规模，影响力还在持续上升中。昆西所的宗旨是以巴塞维奇的“节制外交”思想为指导，政策建议集中于纠正美国对外政策的结构性错误，尤其是主张大幅削减五角大楼的开支，反对以对中国的全面“新冷战”主导美国对外政策。
2019年索罗斯基金会与科赫（Koch）兄弟共同出资建立昆西研究所，成为美国政治媒体关注并颇感惊奇的新闻，图为英国《独立报》网站上的相关报道
在具体的全球热点问题上，该智库吸纳了强有力的专家团队，领衔人物如中国方面的史文（Michael D. Swaine）、中东方面的特里塔·帕尔西（Trita Parsi），以及俄罗斯和东欧方面的安纳托尔·利文（Anatol Lieven）等地区战略专家。以去军事化和外交主导为共同取向，昆西所发表了多项吸引广泛关注的地区战略报告：针对中国台海问题，主张美国应维持“战略模糊”并克制刺激性言行，避免将中美之间的“竞争”转化为“冲突”；关于俄乌战争，倡导美国应在支持乌克兰的同时，积极推动以外交谈判为导向的解决方案，防止冲突无限升级；在中东，则呼吁大幅减少军事干预和基地部署，推动通过区域外交手段解决伊朗核问题等结构性矛盾。
昆西学者已多次受邀向国会和国务院提供政策简报和咨询。更重要的是，它利用其跨越左右的联盟优势，积极与国会两党中的节制派议员合作，在立法行动中发挥议程设置和提供“智识弹药”的作用。比如，它积极支持跨党派的《国家安全权力法案》等立法努力，旨在恢复国会的战争权力和对国防开支的监督权；同时，它为削减军费的修正案提供详尽的财政和战略论据，并推动限制美国介入如也门内战等海外冲突的立法进程。昆西研究所的政策倡导活动显示，巴塞维奇所代表的“节制”思想，已成功地从分散的批判上升为有组织、有资金支持的机构化事业。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传统智库在“反干预主义”智识表达和政策供给上的长期缺位。
昆西研究所呈现出智识性和传播性并重的新智库特征。美国传统建制派智库长期被视为精英主义的封闭领域，其政策讨论多面向华盛顿内圈，缺乏对基层民意的敏感，更难以真正影响低教育水平选民。而巴塞维奇及其昆西研究所显然属意于弥补这一缺陷。这也是巴塞维奇反精英政治观念在政策倡导和传播方面的投射，因为他相信只有打破封闭垄断格局，才能使美国对外政策被重新置于民主问责之下，进而摆脱“华盛顿规则”。故而，昆西所的传播策略并不满足于传统智库所专注的行政部门加国会的门径，而是特别注意把复杂的战略与安全问题转化为普通选民能理解、能共鸣的反精英、反战争语言。除了发布常规政策报告，昆西研究所在社交媒体、播客、在线评论平台和开放式网络出版物等新媒体形式和途径投入巨大努力，旨在让其影响直接触达更广泛的民众。它尤其将目光投向传统精英智库从未真正关切，也往往无法有效影响的那些政治社群——例如反建制、反全球化的MAGA基层选民。昆西所通过强调美国优先，也有意识地呼应MAGA人群对“深层国家”（Deep State）的敌意，似乎成功地与这一人群建立了共鸣。
昆西研究所在社交平台X上发帖，通过化用电影《泰坦尼克号》的镜头表达对美国军费无节制的批评（来源：x.com）
本文无意在预言的意义上谈论美国对外政策的格局和趋势。但可以观察到的是：“美国例外论”“领导权执念”“信誉焦虑”“武力偏好”等长期支撑美国干涉主义的信念丛结正在被削弱，而导向“节制”（restraint）和“美国优先”的意见格局和相关议程设置正在被加强。美国已出现与“节制”理念相契合的——或直白或隐晦的——“体面衰退”（graceful decline）主张，以及各种版本的“有设计的收缩”战略主张。随着这些理念在政策话语和基层民意中获得更大声量和合法性，它们反过来可能提升“节制派”在美国对外政策圈里的地位，使其不再只是知识界的批判性论说，而成为具有群众基础的实际政策驱动力。而有助于这种可能趋势的一个结构性条件是：相比于国内政策上的高度极化分歧，对外政策领域反而有跨党派合作和构造共识的更大空间。
原文：《读书》2026年2期新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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