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i 导 读
关于南南合作的发展演进及其在21世纪的复兴，既有研究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都建立在审慎思考和反思推动的“表象知识”基础上，忽视了南南合作发生在具体的情境、地域和文化中，是在背景知识驱动下由一系列动态鲜活的实践构成的。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后李宗芳，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就此在《国际论坛》撰文，运用国际实践理论分析了南南合作的历史发展演进，认为南南合作发生在特定的实践场域内，在背景知识驱动下，由物质性主导实践和话语实践共同推动发展演进。本文旨在扩宽理解南南合作的学理视角，补充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对南南合作动态关注的不足，并有助于反思由西方国家主导全球发展知识的经验假设，为非西方国家更好参与全球发展治理提供启示。
内容提要
缘起于万隆会议的南南合作自20世纪80年代起经历了一段时间沉寂后，在21世纪重新焕发活力，推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的合作实践。既有研究从权力竞争与影响力争夺、功能主义合作以及身份和规范建构的视角解释了南南合作的历史演进及其在21世纪复兴的动因，但未能充分关注作为国际实践的南南合作是如何动态发展演进的。根据国际实践理论，南南合作发生在特定场域中，是由背景知识驱动展开的，即在主导实践的框定下，通过创新发展融资方式、知识共享与基础设施建设三种具体实践而展开。“互利共赢”“不干涉内政”“平等待人”等话语实践凝聚身份共识，赋予南南合作意义，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导实践共同推动南南合作发展演进。本文将国际关系实践理论引入南南合作研究，丰富了理解南南合作的理论视角，补充既有研究对南南合作动态进程关注的不足，同时有助于反思当前基于西方经验的国际发展知识和理论，破除“西方中心主义”，为全球南方更好地参与全球发展治理，推动全球发展治理体系改革提供启示。
关键词：南南合作；国际实践理论；全球南方；发展知识
引言
南南合作可以追溯至万隆会议的召开，亚非国家团结一起共同推动反殖民运动，共商亚非国家经济问题。但在20世纪80年代后，南南合作陷入了沉寂。21世纪以来，中国、印度、巴西等全球南方国家推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的南南合作实践，如创设了中非合作论坛（FOCAC）、新开发银行（NDB）、丝路基金（Silk Road Fund）等合作机制，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落实港口、铁路等互联互通项目，并通过第三方平台积极加强技术、知识分享与合作，南南合作无疑正在“复兴”并释放活力。
关于南南合作的发展演进及其在21世纪的复兴，既有研究主要从权力竞争与影响力争夺、功能主义合作以及身份、规范的建构视角分析了演进动因，虽各有洞见，但都建立在审慎思考和反思推动的“表象知识”基础上，在结果性逻辑和适当性逻辑下分析南南合作的发展演进，存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分析的表象性偏见（Representational bias），忽视了南南合作发生在具体的情境、地域和文化中，是在背景知识驱动下由一系列动态鲜活的实践构成的，只有关注其背景和动态进程，才能更好地理解其演进逻辑和走向。国际关系实践理论（International Practice Theory）有助于分析南南合作演进的动态进程，揭示南南合作的动态本质。
本文的研究一方面将国际关系中的“实践转向”（Practice Turn）与南南合作研究结合起来，丰富了理解南南合作的理论视角；另一方面，可以为中国和广大的全球南方国家推动全球发展治理体系的改革提供思考和启示。
本文将从以下四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回顾既有研究对南南合作历史演进，尤其是新时期复兴动因的分析，评述其不足之处并说明国际实践理论在分析南南合作上的独到优势；第二部分从实践场域、背景知识、主导实践和话语实践四个维度分析南南合作的历史演进与发展；第三部分是实践视角下的南南合作对中国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启示；最后结语部分总结本文研究及其不足，并提出下一步研究的方向。
一、南南合作的历史演进与复兴：既有解释
关于南南合作的历史演进及其在21世纪的复兴，既有研究从权力竞争与影响力扩张、功能主义合作以及建构主义视角分析了演进动因。但这些解释都是基于“表象性知识”的理性和静态的分析，缺乏对南南合作演进进程和具体实践的动态呈现。
（一）权力竞争与影响力争夺
一些观点认为，南南合作是南方国家追求权力的延伸和工具，尤其新时期南南合作的复兴必然会引起南方国家与西方的竞争。南南合作内部的权力竞争也日渐突出。
一方面，南南合作在新时期的复兴被视为南方国家追求自身权力、抗衡西方国家的方式，但关于南方国家通过推进南南合作是否真的有意挑战西方主导的全球发展治理体系，还是意在改变自身在体系中的地位，增强在现有体系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学界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南方国家，尤其是中国正在通过提供替代性发展范式与西方国家争夺在发展中国家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中国、印度等新兴援助国不仅质疑了既定的发展合作模式，也质疑了发展援助这一西方概念本身，它们正在打断西方对发展话语的垄断，推动新发展合作范式的出现。另一种观点认为，新兴国家会通过发起、利用和主导新建多边制度来应对潜在威胁国的压力，争夺规则制定权和影响力，也会在既有国际制度内制衡西方大国权力和影响力，推动既有国际制度改革，提升其实力地位。总体上，这一观点认为新兴大国并不是全球治理体系的激进挑战者，而是保守的改革者，它们的核心诉求是在融入全球经济的同时，争取与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国际制度影响力，争夺规则制定权。
另一方面，南南合作内部国家间的竞争也日渐激烈。当前，南南合作内部出现了分化，新兴国家正在积极争夺在非洲、东南亚等区域的领导地位。有学者认为新兴大国虽强调“团结”“平等合作”等理念，但实际行动已偏离南南合作的初始愿景，演变为围绕非洲领土、资源、政治影响力的权力竞争。其中巴西以“历史文化纽带”为外交话语，通过技术合作、南大西洋安全布局拓展利益，中国以“务实战略”主导，用资源换取市场，印度则在能源安全驱动下跟进，而非洲因缺乏统一议程与领导力，面临陷入“新依附关系”甚至出现“邀请式殖民”的风险。南南合作已从冷战时期“发展中国家反霸权的工具”，变为大国争夺全球影响力的博弈场。
（二）功能主义合作
新自由制度主义将国家视为理性行为体，认为行为体会在权衡利弊的基础上做最优选择，行为体对“降低交易成本”的偏好推动了南南合作的演进，多边合作方式既能让国家降低双边谈判、达成协议及争端解决过程中的交易成本，还便于各国分享发展经验，以解决各自面临的具体问题。面对基础设施落后、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等相似的发展挑战，金砖国家联合起来建立了新开发银行，为促进各国经济发展提供区域公共产品，也为金砖国家合作提供了持续的动力。“一带一路”倡议、中非合作论坛都是中国及相关国家推动区域及区域间发展合作供给的公共产品。
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认为，南南合作之所以有效发展是各行为体遵循“比较优势互补”的结果。一个成功转型的学习伙伴可以利用其在发展中的比较优势来帮助传播关于发展中实际操作的隐性知识。例如，中国通过派出农技专家，建立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传授自身农业发展的知识和经验，帮助其他国家实现“他们能够做到的”。各国只有不断积累要素禀赋，才能完成学习和转型。南南合作各国都应该遵循自身比较优势，在平等基础上相互学习、互相补充，实现共同发展。
近年来，随着新区域主义实践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发展，区域主义理论重回国际关系理论前沿。新区域主义理论认为，中非合作论坛、印度—非洲论坛峰会是一种准区域间治理模式，权力平衡、利益共享和认同强化是推动区域间主义模式启动和持续的物质和观念条件，各行为体通过制度建设、议程设置和规范扩散共同合作，参与区域间治理。新区域主义不仅强调南南合作基于功能需求形成多层次多维度的合作，更强调在合作进程中区域集体身份的建构，进一步巩固了南方国家间合作。
（三）南南合作与身份建构
建构主义视角下，南南合作被视为一个持续的集体身份建构与规范重塑的过程，在当前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的背景下，南南合作的整体性身份得到进一步加强。南南合作根植于南方国家共同的历史经历，尤其是反殖民斗争与争取民族解放的集体经历。二战后，南方国家基于共享的“受害者”经历与抗争历史，共同发起和组织了抵抗“北方”的活动，万隆会议的召开、不结盟运动的兴起，都构成了南方国家持续的身份认同，南南合作共享的话语和身份背景使众多发展中国家产生了认同感，从而在身份层面上与“全球北方”区分开来。南方国家通过创设维护自身独立性的规则、规范，来调整与外部规范的关系，如南方国家倡导的 “不干涉内政”“尊重主权” 以及 “发展导向”的合作规范和话语，是对西方主导的干预主义规范及附加政治条件的援助模式的抵制。随着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南南合作共有的身份和规范持续强化。全球南方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政治和文化概念。南方群体因其具有共同的历史记忆、普遍而广泛的共同利益基础与共同的目标诉求，因而被纳入一个集体行动的框架之下。
（四）实践视角的优势
21世纪以来，国际关系领域出现“实践转向”，也就是国际关系研究从关注权力、利益、身份和语言转向实践，实践成为首要研究对象。国际实践理论的核心是将世界视为由持续不断的、日常的实践所塑造和构成的。实践理论强调，行动者的行动不是单纯的利益权衡使然，也不是由规范思考促成，而是他们每时每日的实践活动使然。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实践理论从实证主义转向实用主义和溯因推理。认识论的实用主义是在物质本体和观念本体之间寻求一条折中路线，以知识的有用性为基准，统一传统认识论的两大要素：事物的真和主体的观念，以二重性来代替二元论，以克服理论优先的表象偏见和二元对立的世界观。
当前国际关系主流理论视角，不论是理性主义以物质结构还是社会建构主义以观念结构来解释国家的行为，都是静态的，只能说明结构的形成及怎么发挥作用，但不能解释结构的不断变化和发展。实践理论的核心在于将对国际关系的分析从静态的结构、制度和观念，转向聚焦“有规律的行动”，强调背景知识、话语与物质的互动。实践视角可以联通物质和意义、结构和过程，对探究正在发展和变化中的南南合作具有显著优势。
实践理论在国际关系安全领域、全球治理研究中都取得了重要进展。具体到南南合作研究中，有部分学者对南南合作的话语、制度实践进行了研究，托马斯·穆尔（Thomas Muhr）认为语言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参与命名和建构人们所生活的世界。南南合作的“团结”“互补”和“合作”等话语，有助于推动新发展理念的传播，从而推动构建变革性政治行动所不可或缺的集体身份。地瓦那·戈麦斯（Geovana Zoccal Gomes）等人引入布迪厄的社会场域概念分析金砖机制的效应。上述研究从实践理论的某个侧面分析了南南合作，但没有提供一个完整理解南南合作实践的“图谱”，例如，推动南南合作的背景知识和核心实践是什么？南南合作的场域在历史演进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二、国际实践视角下南南合作的演进
实践是有规律行动的实施，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社会意义并能够被社会所识别的适当绩效行动，实践依赖于背景知识，且将话语（discursive）世界和物质（material）世界编织在一起。实践发生在特定的场域之中，场域由权力关系、争夺的目标和公认的原则三个维度建构而成。本文基于国际实践理论，认为南南合作是发生在特定实践场域内，由背景知识驱动的，并通过主导实践、话语实践共同推动演进的。
（一）南南合作的实践场域
南南合作的起源可以追溯至万隆会议的召开。1955年4月举行的万隆会议由印度尼西亚、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和巴基斯坦五国发起，邀请中国、埃及、阿富汗等29个来自亚非地区的国家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了民族主权、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斗争、世界和平、与会国的经济和文化合作等问题，会议就有关亚非国家的利害关系和共同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达成了一致，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并提出了处理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公报首条就讨论了经济合作问题，表明亚非国家认识到促进亚非区域的经济发展的迫切性，彰显了它们对自身发展主体性的认知，也是亚非国家在发展领域发出集体诉求的开端。公报还强调与会国家在互利和互相尊重主权的基础上实行经济合作，互相提供技术援助，分享技术知识，为南南合作探索发展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苏加诺（Bung Sukarno）在开幕词演讲说：“这是世界历史的一个新起点，亚洲和非洲人民的领导人可以聚在一起，在他们自己的国家讨论和审议共同关心的问题。”
1960年，不结盟运动的成立进一步发展了全球南方国家间的团结精神。1964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创建的七十七国集团（G77）被视为南南合作走向制度化的标志。不结盟运动和G77致力于推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1978年，138个国家参加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的联合国技术合作和发展中国家大会，会议通过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简称“行动计划”），“行动计划”将技术合作确定为南南合作的主要内容，认为技术合作是“能够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建立沟通和促进更广泛和有效合作的方式”。
到20世纪80年代，第三世界的债务危机和“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使南方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努力黯然失色。南南合作既没有从根本上打破北方国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格局，也没有缩小南北国家的发展差距。后来南南合作虽未完全中断，但影响力不断下降。
自万隆会议到20世纪80年代，南南合作发生的场域是由南方国家内部成员间及南方国家与外部西方国家间互动共同建构的。一方面，从权力关系来看，南方国家内部权力分配相对“扁平化”，虽然一些大国，如印度、中国更有号召力，但各国普遍经济实力相对落后，并不存在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从追求目标来看，这一时期南方国家以实现经济独立发展，摆脱西方剥削为目标；南方各国之间秉持尊重主权、不干涉内政和共同推动经济发展的原则；另一方面，南方国家与西方国家互动也是场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权力关系看，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对亚非国家实行殖民剥削，新独立和一些正在争取独立的南方国家经济落后，西方国家则处在主导地位，南方国家往往被压制；在场域内，南方国家和西方国家都想要获得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资源，建立有利于自身的经济秩序；但这一时期，南方国家整体经济实力落后，其诉求往往被西方国家忽视。
直到21世纪，南南合作在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下出现了复兴。金砖国家合作机制（BRICS）的建立与发展，是21世纪南南合作进程中最具标志性的成果之一。它超越了传统南南合作侧重于双边援助和贸易的范式，以机制化、多边化的方式推动南南合作。首先，金砖合作机制为推动南南合作提供区域公共产品。新开发银行是金砖国家共同承担成本，以满足区域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需求的代表性公共产品。截至2023年12月31日，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已累计批准了105个项目，剔除已取消和已全额偿还的贷款，NDB 提供的融资总额为319亿美元，主要集中在交通基础设施、清洁能源、水资源与卫生等领域。其次，BRICS 提升了金砖国家在国际发展治理中的集体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BRICS 推动发展中国家关切的核心议题，如将“发展有效性”、减贫等议题纳入全球关注的议程，增强了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新开发银行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CRA）的成立也形成“倒逼效应”，促进全球经济机构的改革。最后，金砖国家构建了南南合作框架下的务实合作网络。金砖国家在科技创新联盟、农业技术交流、能源研究合作、疫苗研发中心等领域建立了多项务实合作机制。
近年来，五国经济增长不平衡，差距和不平等进一步拉大，导致一些声音认为“金砖国家已失去其重要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仍然是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南南合作的重要多边平台。金砖国家共同的发展使命将金砖五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作为在各自地区具有影响力的大国，金砖国家都希望改革不公平的全球经济和发展体系，争取话语权和影响力。2024年，金砖机制实现了扩容，五个新成员的加入提升了全球南方在国际体系中发声的分量，其成为致力于重构全球秩序的最重要和最积极的力量。
当下，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不仅是一个经济进程，更是地缘政治权力变化的体现。全球南方崛起显著推动了南南合作的深化与拓展。一方面，南方国家整体意识的增强为推动合作提供了更强的内生动力与认同基础，它们具有共同的历史记忆、普遍而广泛的共同利益基础与共同的目标诉求，全球南方往往被视作一支整体性力量；另一方面，中国、印度、巴西等“龙头国家”凭借其不断增加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为南南合作注入了关键资源，推动了在发展融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减贫等领域的务实合作。
在新时期南南合作的场域中，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凭借其显著的经济体量、政治影响力和资源，自然而然地占据了更具主导性的位置，从而主导着该场域的优先议程与规则制定。然而，经济实力和地位的变化也引起南南合作内部正在进行着一场关于代表权、领导权与发展话语的微观政治竞争实践。权力格局的变化可以说是场域变化最重要的基础，场域中行为体位势的变化意味着场域中新的主导者可能重新确定场域的规则。如印度正在通过重塑地区和全球南方领导者的身份、实行“亲西方”外交来对冲中国影响力、加剧与中国的竞争。全球南方并非同质的整体，其内部的权力实践同样构成了理解当代地缘政治的关键维度。从全球南方与北方的关系来看，双方围绕规则制定与发展模式主导权的竞争日益凸显，构成了当代地缘政治博弈的核心维度之一。双方都力图通过设置议程和塑造规则，将符合自身利益与价值观的规范制度化，以赢得广泛的国际追随者并巩固其体系性影响力。新时期以来，实践场域的变化也将引起南南合作的新变化。
（二）背景知识与南南合作的演进
知识可分为表象知识和背景知识，表象知识是行为体审慎思考的结果，是有意识的、可表达且有意图的、可以言明的知识。背景知识是实践者在经验性活动中习得的，是隐性的、难以言表的，具有地方性、情境性和可塑性的知识。通常表现为常识、直觉和技巧。背景知识不仅仅以意图、信念、理性、目标等形式隐身于实践背后，还会“表现”在实践的每一次实施当中。知识并不先于实践，而是包含在实践的过程当中，且个体的反思、学习能使实践有效制度化。背景知识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实践的推进在实践者的反思下也会开启新的知识积累过程。背景知识也是过去与现在的桥梁，它来源于群体共享的历史、文化和经验，并以性情和行为倾向的方式作用于眼前的事和物。
在国际实践理论的视角下，南南合作持续发展与深化，其深层动力源于南方国家所共享、并在长期共同历史实践中习得的“背景知识”。首先，南南合作根植于各国共享的历史经历与情感结构，尤其是对殖民主义、外部干涉与不平等国际秩序的集体记忆。“南方”最初成为抵抗“北方”的符号，代表着反对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力量。它们共同召开了万隆会议、成立G77，直到今天，这些历史实践对全球南方依旧有很强的情感号召力和身份指向性。进入21世纪后，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强调基于“发展”的身份认同，并积极推动多边主义发展，为南南合作注入了新的内涵。其次，背景知识体现在南方发展中国家间形成了一套务实的、问题导向的实践知识。南方国家普遍面临相似的发展挑战，基础设施不足、贫困带来的严峻挑战等问题。纳格什·库玛（Nagesh Kumar）认为，南南发展合作的重要性源于一个国家的发展经验对于其他共同发展国家的可复制性，发展中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而这归因于它们面临的共同挑战。例如，率先发展的国家可以通过分享其促进经济增长或缓解贫困的有效经验来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这种发展经验与西方国家基于理性经济模型为发展中国家开出的理论药方和倡导的“最佳实践”形成了鲜明对比。最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通常是在耐心检验一些地方试点项目的结果后，再将其推广到全国，一开始并没有一个完整的“蓝图”，往往呈现出非正式的、灵活的实践方式，这些实践知识是在“做中学”（learning-by-doing）的，具有动态性、实用性。例如，巴西在热带农业技术、东南亚国家在水稻种植经验上的共享，均比发达国家的温带农业技术更贴合非洲国家需求。中国在非援助中通过派遣农业科技、卫生医疗或是工程方面的专家，他们都在国内发展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方案，通过“手把手”示范、分享技术或知识的方式与当地互动解决面临问题。最后，背景知识并非静止不变的，在实践中获取的背景知识也会随着具体情况的变化而变化，随情势发展不断调整。例如，早期中国与非洲的农业合作以援建大型农场和农业技术推广站为主，农场移交当地后往往出现荒废，甚至倒闭的情况。1995年，中国推动对外援助改革。随着政策和理念的变化，中非农业合作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将援助、贸易与投资结合起来，推动农业合作发展。这是对南南合作方式的创新，是在实践中进行的调适，也开启了新的背景知识积累的过程。
（三）南南合作的主导实践——实现可持续经济发展
安·斯维德勒（Ann Swidler）认为，“主导性实践”（anchoring practice）将自身包含的建构性规则确立起来，这种实践的力量在于能够确立主导图示的规则，却又不以规则的形式存在。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是南南合作的主导性实践，它是被南南合作行为体广泛接受的意义框架和目的，可以影响或塑造其他实践。在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这一目标的锚定下，三类重要实践——创新发展融资方式、促进知识分享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实践共同展开、相互促进，推动南南合作发展演进。
首先，南南合作国家创新发展融资方式，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21世纪以来，金砖国家建立了新开发银行、印巴南基金（IBSA Fund）等多边融资机构，为南方国家提供了不同于西方体系的融资选择。以 NDB 为代表的地区开发银行不断推动发展合作政策创新，不对成员作贷款国和借款国的类型区分。丝路基金、印巴南基金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可持续发展项目提供更符合其需求、条件更灵活的贷款。截至2024年12月，印巴南基金的项目惠及39个发展中国家，48个项目，累计援助资金3450万美元。中国于2015年宣布设立200亿元人民币的“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成为“南南合作的中国样本”。小岛屿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非洲国家更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2022年11月在埃及沙姆沙伊赫召开的《气候公约》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建立了损失与损害基金，强调动员新的和额外的资源应对损失损害。
其次，南方国家建立了一系列机制化知识分享平台，通过平等技术交流合作实现可持续经济发展。印度以“数字赋能”和“能力建设”为南方国家间技术合作培养了大量技术人才。面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卫生挑战，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在疫苗研发、生产、供应以及传统医药知识共享方面展现了南南团结。卢旺达在废物管理，特别是禁塑令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立法和管理经验，在非洲联盟框架下，积极向其他国家分享其实践，推动绿色中小企业发展。
最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实践，既是南南合作的特色实践，也是南方国家公认的提高发展水平的有效方式。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巴西在南美洲推动的区域一体化项目等都体现了发展中国家认同建设基础设施是解决发展问题的前提。南南合作中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既遵循南南合作“不干涉内政”“需求导向”的合作共识，服务于各国或区域的利益，填补了西方发展援助对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支持的不足，也体现了各国的战略偏好差异。例如，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依托强大的国家政策银行和产业链优势，体现“互利共赢”发展模式。印度基础设施合作聚焦南亚邻国和印度洋地区，旨在确保自身的能源安全通道与区域影响力。巴西与南非基础设施也以促进区域整合与发展为中心。
（四）南南合作的话语实践
实践在世界上发生并影响世界，往往需要借助语言，在较弱的意义上，语言支撑着主体间性，以具有社会意义的方式将施动性、结构和过程联系在一起；在较强的意义上，语言既传达意义，使实践成为社会行动的本源和动力，又是具有社会意义的言语行动，话语也是一种实践。语言参与命名和建构人们所生活的世界，参与生产、行动和存在的方式。因此，社会关系以及社会现实也是通过话语再生产出来的。“共同发展”“互利共赢”“不干涉内政”等核心话语实践贯穿南南合作发展历程，为南南合作在新时期复兴并散发活力，凝聚了力量。
“平等”“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等话语贯穿南南合作进程，这些话语并非空洞的口号，而是具有社会意义的语言行动，不仅可以推动世界反霸权理念的传播，还是推动构建变革性政治行动所不可或缺的集体身份。中国、印度倾向使用“发展合作”，巴西、马来西亚使用“技术合作”等代替西方国家使用的“发展援助”一词，“合作”为双方建立横向关系提供了可能性。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互利共赢”等发展理念，印度倡导的“发展伙伴关系”等都在传递一种反对干涉内政、强调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南方国家共享的背景知识和发展境遇使其更容易接受“不干涉内政”“发展自主性”等原则，背景知识框定了行为主体互动的条件，话语实践也将共享的背景知识与未来的发展目标结合起来，为新时期南南合作提供了认同基础。南南合作话语实践的不断传播也构成了在南北互动场域内关于发展规范的竞争，南方国家致力于将南方的发展知识和规范话语推上更大的舞台，而西方国家则认为南南合作新的规范和话语与其主导的发展合作规范形成竞争关系。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南南合作的演进及在新时期的复兴并非仅仅是物质权力关系变化的反映或结果，亦不是功能理性主导的合作发展，而是发生在特定实践场域中，由实践者共享的背景知识驱动的，其背景知识由南方国家共同的殖民经历、相似的发展历程和地方性的发展经验构成。同时，南南合作在主导性实践与话语实践的共同推动下得以实现。南南合作并不是一个静态的结果，而是在实践进程中得到不断修正和强化的“进行时”。
三、实践视角下的南南合作
对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启示
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并主导了全球发展治理体系，提出了建立在西方经验基础上的发展知识和理论，却忽视了非西方国家的经验和知识。正如阿米塔·阿查亚（Amitav Acharya）等学者在《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构建：百年国际关系学的起源和演进》一书中所述，“国际关系学科所发生的大辩论，无论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都没有将全球南方纳入其中”。随着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西方已经不是国际关系、国家安全研究的唯一的、占主导地位的中心，国际社会的多元趋势越来越明显，需要越来越多来自非西方的历史、经验和知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核心概念与理论也需要革新。国际实践理论通过聚焦背景知识，为学界提供了批判和反思西方发展理论和模式的视角。源自特定地方的、情境性的发展经验和实践是国际发展知识和理论的重要来源。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参与者和支持者，中国在南南合作中的影响力持续扩大，实践视角启发我们进一步释放中国发展知识活力，有意识地、在持续的实践中创新产出国际发展知识，将被西方一直以来忽视的非西方国家发展知识和经验推上“前台”，助力构建我国自主发展知识体系，并推动全球发展知识体系从“西方中心”向多元包容转型。
一是深入挖掘中国地方性知识，推动国际发展知识多元发展。“实践”的本体优先地位为来自地方性的发展知识赋予能动意义，有助于推动生产新发展知识。对地方性知识的重视，是对西方表象性发展知识的反思，中国及广大南方国家可以在现代化实践过程中逐步探索出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 , 孕育新型发展知识范式。中国还需要不断挖掘、探索具有特色的、地方性的经验和知识，地方知识是推动理论创新和重塑国际发展知识的重要源泉。
二是反思西方“知识输出”，转向“知识共同生产”。目前，世界银行被视为享有国际发展领域知识生产和制度霸权，但有学者认为，世界银行基于“标准化发展套餐”构建了与被援助国完全脱节的发展叙事，最终导致其许多政策和项目的失败。美国等主导的“华盛顿共识”在推动发展中国家结构转型过程中导致部分国家的“迷失”。这是因为西方往往只强调发展知识的“单向输出”，忽视了来自不同地方本土经验的重要性。正如勃兰特委员会（Brant Commission）在《南方与北方：争取生存的纲领》报告中所述：“发展没有统一的方式，而是存在多种多样的路径。”中非科技合作是推动知识创新的有效方式，中国在引进、消化和吸收的基础上，推动集成创新、整合输出，生产提供结构性支持。同样，在农业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卫生等领域的合作中，中国与对象国的双向学习和互动为构建具有全球南方特色的知识体系提供了基础，需进一步在实践中相互学习，生产共同知识。
三是注重在实践中传播中国知识，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国际话语权是国家实力和影响力的体现，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对国际话语权的诉求也不断提升，中国通过完善话语体系、扩大制度性权力、创新外交实践等方式来提升话语权，而通过具体发展合作实践，例如农业项目合作、技术人员培训等，中国可以有效向全球南方传播自身的发展理念和成果，更有利于中国知识在当地的解读与接受，提升中国话语的感染力。扎根实践是我国构建自主传播体系，提升国际话语权的有效方式。
四、结语
本文运用国际实践理论分析了南南合作的历史发展演进，认为南南合作发生在特定的实践场域内，在背景知识驱动下，由物质性主导实践和话语实践共同推动发展演进。南方国家共同的殖民经历、相似的发展历程和地方性的治理经验是推动南南合作发展的背景知识，在实现可持续经济发展目标这一主导性实践的框定下，南南合作通过创新发展融资方式、促进知识分享与建设基础设施等具体实践展开。“平等”“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等话语实践贯穿南南合作始终，为南南合作提供了认同基础。
本文以国际实践视角分析南南合作的历史演进，目的在于扩宽理解南南合作的学理视角，实践视角可以补充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对南南合作动态关注的不足，并有助于反思由西方国家主导全球发展知识的经验假设，为非西方国家更好参与全球发展治理提供启示。同时，作者强调挖掘中国地方知识的重要性，以契合构建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体系需求。只有深入挖掘中国地方经验和实践，才能创新提出中国的全球治理方案和理论。
本文研究的局限在于将中国、印度、巴西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作为南南合作的主要分析对象，对更广泛全球南方国家参与南南合作的实践分析存在不足，尤其在概括南南合作的共性方面难免失之偏颇。同时，文中也没有对当前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发展合作的作用及其与国家的互动展开分析。未来研究一方面需进一步分析南南合作内部各行为体的多元化与差异性，拓展南南合作的多元维度；另一方面，需进一步探究南南合作中“场域—知识—话语”的互动和实践动力，分析南南合作实践演进与全球发展治理体系变革的关系。
原文：《国际论坛》，2026年第1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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