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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关鹏、赵璐、于凡:后疫情时代的对外传播与全球舆论

2021-03-14 15:43 董关鹏、赵璐、于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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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20年中国的对外传播工作,向世界展示了对人民高度负责的大国形象,也为这项工作的进一步创新与发展奠定了更为扎实的基础。西方部分政客及媒体,因本国疫情和经济持续恶化,对中国的“甩锅”和污蔑始终没有停止。如何在全球疫情背景下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形象,仍然是对外传播需要面临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新闻发布;全球舆论;后疫情


【分类号】C912.63;G206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发达国家肆意对中国进行“污名化”,掀起一轮打压中国发展的浪潮。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迎难而上,通过多样化的传播方式和途径来传递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塑造中国形象。各级政府持续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和与之配套的系列融媒体发布成为最大亮点。在世界多数国家疫情尚未得到有效控制、全球经济持续衰退的同时,中国取得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的伟大胜利,经济稳步恢复并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一些国家的政客及媒体则因本国疫情和经济持续恶化,对中国的“甩锅”和污蔑也始终没有停止。如何在全球疫情背景下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形象,仍然是后疫情时代对外传播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回顾: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对外传播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对外传播工作迎来大考。通过观察可以发现,抗疫传播的需要促使多层次、多渠道、多平台信息发布和传播机制迅速升级和完善,对塑造国家形象、展现大国自信和担当等方面意义重大。


(一)在传播理念上:开放思路增强国际认同


1.助力“武汉保卫战”:抗疫斗争的真实叙事。疫情暴发初期,武汉的疫情形势和防控工作世界瞩目。新闻传播工作既要及时回应国内舆论关切,也要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外传播,通过多种形式主动向全世界分享中国的抗疫信息。我国采取的主要方式包括,在湖北邀请可用英语表达、正在参与抗疫一线工作的国家级医疗专家,向境外记者介绍中国对新冠肺炎的认识和救治方法,同时欢迎外媒视频提问,通过美、俄、日、韩、巴基斯坦、阿联酋等多国媒体传达武汉抗疫的声音 ;安排协调钟南山、张定宇等专家接受路透社等外媒采访;为了更好地向世界传达真相,驳斥西方负面舆论的影响,人民日报、新华社、CGTN、中国日报、环球时报、南方英文网等外向传播力强的媒体在海外集体发声,讲述武汉疫情真相,介绍中国人民的抗疫斗争。为了增加信息传播的真实性和说服力,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多次在武汉举行战地发布会,把抗疫前线最精确的第一手资料传递给世界。中国媒体在国际舆论场上准确传递中国抗疫信息,深度讲好中国抗疫故事,共渡难关的同心时刻已经写进了历史。


2.支持举国抗疫战:抗疫经验的全球分享。举国抗 疫战中,对于疫情的基本信息和抗疫的斗争经验,中国始终保持公开透明,及时向国际社会通报,为世界抗疫行动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资料。除了举行多场全英文发布会,邀请医学专家和一线医护人员介绍中国抗疫经验和做法之外,中国还积极搭建抗疫交流平台,先后建立“全球疫情会诊室”“全球抗疫中国方案”等交流机制,与世界互通抗疫信息。各国媒体的见证和传播,既可以向世界讲述中国抗疫故事,传递中国抗疫经验,塑造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也有利于对冲和反制国际上一些势力对我抹黑攻击,消除误解质疑,密切中国与外界的良性互动,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


3.参与世界抗疫战:大国责任的勇敢担当。在全球疫情开始蔓延之时,中国始终怀着与世界各国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的良好愿望,克服自身重重困难,尽最大力量向世界其他国家提供帮助。除了现金援助外,中国多支抗疫医疗专家组不惧生死、向战而行,到疫情严重的国家施与人道主义援助。在世界抗疫物资紧缺的情况下,中国对外输出了数以千亿计的口罩、数以亿计的防护服、护目镜、检测试剂等医疗物资,为世界抗疫斗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抗疫斗争中表现出的人民生命安全高于一切的政治理念、强大的组织能力、动员能力和协调能力,展现了极大的制度优势,让西方乃至整个世界都受到了巨大的震撼,塑造了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守道义的大国形象。


(二)在传播内容上:顶天立地展现抗疫形象


2020年的对外传播工作贯彻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公开、透明的原则,持续传递权威信息,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光明磊落的形象和实事求是的作风。


1.宏观: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抗疫精神。人民群众的需求就是党和政府的关注点,也是对外传播的基点。只有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对外传播的内容才能打动人心。从医疗卫生保障到社区防控,从教育防疫到科技战疫,对外传播始终围绕人民设置议题。通过不间断地通报疫情最新进展,释放权威信息,反击“甩锅”和污蔑,对外树立了对人民负责的国家形象。这一系列举措在国际舆论场中也赢得了广泛关注,扭转了偏见,团结了更多客观理性的国际友人,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


2.中观:传达生命至上的抗疫举措。中国的抗疫斗争之所以得到世界各国客观理性的国际友人的支持,对外传播工作起到了重大作用。我国积极转变传播思路,主动出击,加强议题设置,及时向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公开抗疫举措,解读防疫政策,传达了生命至上的理念,争取了国际舆论支持。


3.微观:讲述鲜活生动的抗疫故事。疫情期间的对外传播中,人民群众成为对外讲述的“中国故事”的主人公之一。2020年3月9日,武汉抗疫斗争的攻坚阶段,快递小哥李杰参加国新办组织的新闻发布会,讲述了老奶奶关切的慰问和送口罩的故事,传递了中国人不屈的精神和互帮互助的形象。随后,更多的普通人成为“中国故事”的主角。这反映了我们对外传播工作的一个转变,由高大严肃的单方传播转向更加注重传播的效果和国外受众的反馈。他们成为主角,能够最大限度地使国外普通民众产生情感共鸣,提升传播效果。


观察:全球抗疫背景下的对外传播和舆论斗争


(一)挑战:国际舆论环境依然严峻


作为首个打响抗疫防控战的国家,中国始终处于世界舆论漩涡的中心。一方面,面对突如其来的严峻考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所展现出的中国速度、中国力量和中国智慧有目共睹;另一方面,西方政客对中国污名化行为愈演愈烈。直到今天,这种误解和敌意仍没有完全消除,并且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而时消时长。这是中国对外传播必须面临的巨大挑战。


1. 疫情初始期:关注、恐慌和污名化开始。疫情暴发初期,关于中国境内新冠肺炎疫情的新闻在各类媒体平台上急速增长。许多国家对中国持以关切的友好态度,表达慰问并施以援手。与此同时,对中国所发生的疫情的恐慌情绪也开始在部分国家蔓延。少数国家对中国筑起高墙,对华人变得排斥和恐惧,反华情绪开始上升。这一阶段,污名化中国的负面舆论已经冒头,“中国病毒”的提法开始出现。疫情期间的严控举措也被西方媒体指责为“亵渎人权”。借助武汉“封城”、李文亮医生病逝等事件,西方媒体开始大肆抨击中国国家体制和社会治理。


2. 疫情蔓延期:污名化升级和激烈的交锋。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逐渐席卷全球,中国在国内疫情得到控制的同时,积极为其他国家提供人员、资金和物资援助,无私分享抗疫经验,受到世卫组织和受援助国家的欢迎和好评。武汉“解封”和中国抗疫斗争的成功受到世界各国媒体的高度关注,不少国家给予了真诚的赞美。而个别西方政客和媒体趁机掀起对中国的指责浪潮,各种污名化中国的谣言层出不穷。针对西方国内民众对政府防疫不利的指责,西方政客炮制“中国病毒源头论”“中国隐瞒论”“口罩外交论”等谣言,企图转移国内矛盾,嫁祸和污蔑中国。这期间,国新办和外交部多次召开新闻发布会,密集驳斥无理指责,对各种谣言进行针锋相对的批驳和反击。


3. 常态防控期:全球抗疫战和长期的斗争。这一阶段,中国疫情得到控制,经济恢复正增长,而世界疫情则愈演愈烈,在美国等国家已成失控态势。中国主动承担大国责任,一手恢复生产和经济,一手积极援助全球抗疫斗争,获得了世卫组织和许多国家的赞赏,在舆论回应上也更加主动自信。另一方面,一些西方国家持续散播涉华谣言,陆续炮制捏造“中国疫苗偷窃美国研究成果”“疫苗外交论”等言论。但美国政府抗疫政策严重失误,引发民众强烈不满,加上大选之争、种族问题,国内矛盾急剧上升,令美国政府疲于应对,对中国疫情斗争的舆论攻击力度逐渐减弱,在国际上的话语引导力也有所降低。虽然这一阶段涉华疫情舆论攻击呈下降趋势,但可预期的是,中西舆论交锋不会停止,斗争将呈长期化。


(二)困境:全球抗疫背景下影响对外传播的不利因素


1.西方国家始终存在的强烈偏见。长期以来,由于东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政治理念、文化传统、民族特性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和矛盾,再加上历史的渊源和现实的政治格局,部分西方国家执拗于自身的偏狭和固执,始终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一是在“中国威胁论”的基调下孤立中国。随着中国走上和平发展之路,西方国家一些政客和学者始终担忧“修昔底德陷阱”的出现,出于对中国强大后“称霸世界”的恐惧,部分西方国家对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视而不见,采取种种手段妄图扼制、抹黑和孤立中国,对中国的善意行为进行曲解。二是无视不同文明的客观差异而抹黑中国。部分西方国家不能正确对待文明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以自己标榜的所谓人权、民主等所谓“普世价值观”来要求其他国家,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横加指责,甚至插手干涉他国内政。西方媒体往往服务于相关利益集团,通过片面报道、恶意扭曲中国形象,以实现其利益诉求。


2.国际话语权的相对被动和缺失。长期以来,我国主流媒体在国际社会话语权建构及传播上,比西方媒体明显滞后。一方面是由于东西方文化和语言的隔阂,中国媒体难以适应西方话语体系,有时有自说自话的现象;另一方面,中国对外传播起步较晚,新中国成立以来较长时间处于失语状态,使得西方媒体报道中国的片面刻板形象已经在国际上根深蒂固。面对西方媒体抹黑中国的言论,我国媒体主要以反击和驳斥为主,主动生成话题不够 ;在信息传播渠道上,信息传播影响力不够,精确传播的信息到达率不够。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国际舆论时,尽管我们在对外传播上已经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做了很多切实可行的努力,但是始终处于被动反击的地位,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依然不足。


3.国际话语体系的陌生和疏离。我国主流媒体往往以宏大的叙事方式和严谨的语言表达见长,具有自身鲜明的话语体系特征。但在进行对外传播时,如果不加转变,依然用自己的话语体系和叙事方式,就会出现明显的水土不服,不但达不到宣传目的,甚至会起到相反作用。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国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尝试。例如,中国媒体面向海外制作推出了一批纪录片和宣传片,有的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起到了很好的传播效果。但是,有的则没有引起任何关注,甚至个别内容引发微词。归根结底,还是在于传播的内容不符合国外的思维方式、文化传统,欠缺国际表达技巧。因此,在对外传播中,在保持中国特色的同时,必须转变观念,调整思维,努力适应国际话语体系,按照传播对象的需求设计叙事方式和选择传播渠道。


(三)探索:多策并举应对误解污名


在全球疫情背景下的对外传播中,从中央到地方的全媒体就反击西方谣言污蔑、摆脱污名进行了探索。


1.权威发布“时间轴”。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面对西方政客的指责和污蔑,中国通过各种传播方式,构筑了一条清晰的抗疫“时间轴”。一是新闻发布会不断线。2020年,围绕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国新办、武汉市、各省份召开发布会接近2000场,抗疫的每个重大信息、每个时间节点都及时发布,真正做到公开、透明、及时。二是多种形式发布海量信息。中国政府主动发布《中国抗疫纪事》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等总结性信息,对中国抗疫时间线进行进一步梳理。当真相透明,谣言自然终结,彭佩奥等政客对中国的多个污蔑都因与时间链条严重不符而“破产”。


2.科学构建“逻辑塔”。中国深信,科学是战胜一切谣言的最好武器。在新闻发布会上和联合国大会上,中国政府有理有据,依据科学逻辑对谣言进行驳斥。比如,“疫情发生在武汉,不等于源头在武汉”;“感染和病亡的人数不仅取决于国家医治条件,而且取决于居家阻隔的有效措施和医务工作者全力救治”。在科学的“逻辑塔”中,中国根据自身抗疫经验,总结了“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应检尽检”“阻隔和救治相结合”“重症和轻症分开”等解决方案,得到许多国家的认可,许多患者因此而受益。


3.严谨提供“证据链”。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新闻发布,中国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让证据说话,让事实说话。中国主动为境外媒体提供与关键专家和焦点单位互动的机会和渠道。在路透社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对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采访中,中方客观大方,坦坦荡荡,为采访者提供了客观、严谨、翔实的资料,并且形成了闭环的证据链。中方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实证精神,对击破谣言澄清真相起到了重要作用。


展望:后疫情时代提升对外传播效果的举措


疫情暴发以来,中国遭受西方舆论的诸多质疑和指责,但中国在防疫斗争的努力和成就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中国对外传播要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不断提升对外传播的效果。


(一)顶层设计:不断完善抢占先机


1.坚持理论指引。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就改进和加强对外宣传工作,推进对外播能力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思想宣传和对外传播工作提供了理论指引。在面临国际舆论纷争与国内长期防控双重挑战之时,中国国际传播应以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指引,推进能力建设,把握时机,畅通扩大传播通道,塑造良好国家形象。一是做好自己的事情。身正不怕影子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首位,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实现国家强大、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这是对外传播最大的底气。二是讲好中国故事。加强和改进对外传播,通过多样化传播渠道,加强与世界的沟通交流,为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分享中国经验、提供中国方案。三是坚决进行舆论斗争。对“甩锅”和污蔑的言行,要勇于斗争、善于斗争,要在国际舆论场及时发声,努力创造良好的对外传播舆论氛围。


2.加强话题设计。2020年,尽管中国经历的舆论环境异常复杂、严峻,但中国在重大议题上从不缺席,围绕新冠肺炎疫情、脱贫攻坚等重大主题组织了系列传播活动,还有香港国安法、疫苗研发使用、嫦娥五号等等重大工作,我国都发挥了传播信息、解读政策、增信释疑、引导舆论的作用,向世界展示了脱贫攻坚成果、疫情防控胜利、中国建设成就,体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诚意,这是应该继续发扬的。对于西方涉中议题,我们要善于变被动为主动,善于话题掌控,牢牢把握涉中议题的定义权、主导权、阐释权,改变总是被少数西方国家政客制造话题、横加指责的被动局面。传播基调上,应把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基调,尽量淡化政治因素或制度因素,而要从人类共通的感情和理念着手表达观点、设置议题。


3.完善组织机制。在对外传播工作中,许多内容需要多部门参与,从多个角度进行阐释解读,才能形成合力。在组织机制上,应充分发挥国新办的统筹协调作用,将国际传播纳入联防联控机制,国际抗疫合作与国内国际传播统一协调。对一些西方揪住不放、持续攻击的重大敏感问题,如涉疆问题、涉港问题等,不能只由外交部出面谴责,而应充分发挥国新办的权威平台优势,协调相关各部门和省地市,主动设置话题和议程,有力有据,积极主动展开舆论反击。


(二)传播渠道:积极开拓多管齐下


1.借嘴说话传递观点。近两年来,外媒特别是西方主流媒体与我方关系持续紧张,但是考虑到当前我国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外媒又是我与国际社会沟通交流不可或缺的中介。加强对外媒工作,趋利避害为我所用,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道紧迫现实课题。做好外媒工作的前提是做好新闻服务,通过服务建立友谊和信任,才能更好地将我们想要呈现的内容与境外记者的报道有机融合。有关部门应积极改善与外媒的联系和沟通,进一步提升新闻服务精细化程度,发挥境外记者的“桥梁”作用,及时掌握记者的关注热点和新闻需求,更加合理、及时地设置议题。尤其要重视在基本的新闻发布会之外,打造贯通会内会外的信息“供应链”,通过内容充实、形式多样、来源丰富的会外信息,引导记者直观体验、实地探访,推动相关报道更加真实可信。


2.建立矩阵合力传播。一步整合、凝聚中央和地方外宣媒体力量,深度聚焦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指导外宣媒体共享素材、二次加工,形成符合各自定位的媒体报道和新闻产品,在海外社交平台开展聚合传播,打造对外传播矩阵。在传播主体方面,除了政府传播和媒体传播外,要高度重视民间传播和第三方传播。民间的自媒体传播从细微处入手,感情真挚,细节真实,往往产生出其不意的传播效果。第三方传播,主要指坚持客观报道的他国媒体、国际上的自媒体以及在华外国人自媒体。借用外媒、外国自媒体之口传播中国声音,讲述中国故事,比自说自话更能起到取信于人的效果,应加强这个方向的发掘和培育。如疫情期间,外语频道ShanghaiEye邀请在沪外籍人士讲述与上海人民共同抗疫的故事,《法国人卡尔的春天日记》获匈牙利ATV新媒体端等平台广泛转载,起到了很好的外宣效果。


3.打造开拓新型阵地。当前,国际传播领域正迅速向移动化、社交化转型。“推特执政”“推特外交”方兴未艾。在疫情论战中,我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也以推特为阵地,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习近平总书记说,人在哪儿,宣传思想工作的重点就在哪儿。对外传播要深入研究海外社交平台运维规律,合理利用海外社交平台游戏规则,并鼓励、指导外宣媒体聚焦自身定位,发挥各自专长,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开展分众化传播,提高中国观点、中国理念、中国经验的能见度和感知度,加大中国故事、中国声音、中国形象在海外受众间的曝光度和辨识度。


(三)传播策略:精准专业真正落地


1.受众不同,方式不同。对外传播要想提升效果,必须精确了解传播对象的特点,根据受众的不同性质区分不同层次,做到有的放矢。要通过多样化的正向传播让世界各国民众更好地更全面地了解中国,扭转原有的偏见,感受中国的善意。


对于不遗余力污蔑攻击的西方政客,在对外传播中要见招拆招,针锋相对,对不实言论坚决予以回击和斗争。但切忌对外传播舆论斗争扩大化。对于没有恶意的中间群体和普通外国民众,应以包容的心态接受东西方文明差异所造成的沟通障碍和误解,在必要的澄清事实的基础上,不过多纠缠于顽固观点和偏执言论,而应更多地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对于国外理性的、尊重生命的、对人民负责的政治家和公共卫生专家,要积极发声支持。将他们与为了自身利益“甩锅”中国的政客区分开来,将那些别有用心的政客孤立起来。进一步凸显出我国并非狭隘的国家,而是开放的、理性的。


2.国家不同,策略不同。对外传播工作要加强传播的精准度和对象性,让传播真正落地。不同国家的语言、社会制度、风俗习惯都不相同,媒体传播的话语架构亦不同。在对外传播中,要以受众的需求为导向,结合当地的政治制度、文化背景、风俗习惯将传播内容形象化和通俗化。要更多关心传播对象的实际困难和需求,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真心相待,分享经验、提供帮助,实现良好沟通基础上的互利共赢。


后疫情时代,对对外传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强对外传播能力建设,坚持守正创新,坚定全球视野,应势而上、主动作为,就一定能够提高我们的传播力和引导力,让世界更好地倾听中国的声音。


参考文献:

[1]彭涛,何雯雯,张琳曦.后疫情时代中国国际传播的机遇、挑战和实践路径.对外传播,2021(2):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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