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进入“大国竞争”时期，两国互信降低
自1949年以来，中美关系经历了四个历史周期，每个周期大约持续20年。20世纪50年代，中国和美国曾在朝鲜半岛发生军事冲突。70年代，中美双边关系发生显著变化，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会见了毛泽东主席，中美之间形成了共同遏制苏联的事实上的“同盟”。1991年之后则是第三个周期，这一阶段也时常被称为“接触”(engagement)时期，中美两国不断深化经济关系，扩大经贸往来。自2016年或2017年以来，中美关系似乎步入了第四个阶段，即进入“大国竞争”时期。
中美关系从合作与接触为主演变成今天的大国竞争关系，其中原因为何？有人认为，这源于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17年12月提出的《国家安全战略》，该战略调整了美国的战略重心，指出“大国间的战略竞争，而非恐怖主义，是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关切”。事实上，导致中美关系变化的根源远不止特朗普个人这一个因素。特朗普只是一个火上浇油者，但是谁首先点燃了这把火呢？
在冷战结束后的头20年间，美国一直保持着较为积极的对华认知。不同于苏联企图推翻国际秩序，中国参与其中并受益于此，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将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然而，在2008年和2009年的全球经济金融危机中，美国表现糟糕，而中国则应对甚佳。有人指出这表明了国际体系中的权力转移，美国正在衰落，而中国正在崛起。自此，中国的外交政策超越了邓小平时期“韬光养晦”的谨慎风格，表现出更加强硬和民族主义的特点。同时，随着美国经济放缓，中国的崛起在美国也逐渐被视为威胁。然而，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终结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伴随着一系列事件的连锁反应，中美之间的互信在双方实力变化与意识形态分歧的加剧中日益减少。
其一，中美之间存在经贸纠纷。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但随后，许多美国企业和工人针对中美不公平的贸易关系表达了疑虑。他们表示，中国的企业获得了来自政府和银行的补贴和优惠利率支持，向美国出口更加低廉的商品，挤压了美国企业的生存空间，导致许多美国工人失去工作，因此他们逐渐减少了对接触政策的支持。这也是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主张获得支持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二，中美之间存在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分歧。2015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习近平主席会面时，双方就网络间谍活动的规制达成了一项协议，明确中美两国不应出于商业目的而利用网络间谍活动窃取对方的知识产权。但该协议执行不到一年，到2016年美国对中国进行网络间谍活动的猜疑再次取代了对华信任。
其三，南海争端是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之一。南海的区域划界一直存在模糊性。中国在南海修建人工岛的行为被美国指责为违反《国际海洋法》，菲律宾也据此向海牙国际法庭提请仲裁，认为中国的立场不符合国际法规定。在奥巴马和习近平2015年的会晤中，中国表示不会将南海的人工岛屿军事化，但随后美国方面称注意到中国在这些岛屿上修建了军用飞机起降跑道。
也许中国人对这段历史的描述有所不同，但美国国内对中国的传统认知已经开始发生质变。这也是为何说特朗普只是火上浇油者。对美国来说，这把火早在2016年总统大选之前就已经由中国点燃了。特朗普时期的国家安全政策并未在拜登2020年获选后被废止，而是得到了延续。因此，我认为，美国对中国的威胁感知和不信任是导致中美关系逐步恶化的深层次原因。
2023年10月25日下午，美国哈佛大学杰出服务教授约瑟夫·奈以“中美是否注定一战？”为题发表演讲
当前“竞争与合作共存”的中美关系
很多人将如今的中美关系定义为一场“新冷战”。如果将冷战理解为激烈的战略竞争，那么将中美关系描述为冷战似乎并不为过；但如果把冷战等同于20世纪50至90年代初的美苏竞争，那中美关系与其有根本的不同。在定义中美关系时，应该同时考虑竞争与合作两个方面，相比于冷战的类比，“竞合关系”(cooperative rivalry)或者“竞争性共存”(competitive coexistence)的描述或许更加准确。虽然中美竞争还会继续，但不应该忽视合作的重要性。
首先，中美之间存在紧密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美苏冷战期间，虽然美国和苏联在军事上存在相互依赖，但双方几乎没有贸易往来和社会层面上的接触。但今天的中国绝非当年的苏联。美国不仅与中国有着巨大的贸易往来，还有着大量的人员交流（学生和游客）。
此外，生态相互依存是中美关系的新特征。跨国性问题正在全球范围内给人类带来重大挑战。气候变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二氧化碳排放来自于中国还是美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所有人都在经历着全球变暖。想象一下，如若未来海平面上升3米，这将对上海、纽约等城市带来灾难性的影响。气候变化还将导致喜马拉雅山上的冰川融化，从而严重阻碍中国西部的农业发展。另一个例子是大流行病，近年发生的新冠疫情带走了两国数以百万计的生命。利用传统的国际政治思维来思考这些跨国性的生态问题毫无意义。传统的国际政治视角关注对他国行使权力，而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是与他国一起行使权力，即通过国家间合作。非典时期，中美两国科学家进行了大量的信息交流共享，迅速认识到病毒的局限性，使非典疫情很快得到了控制，树立了良好的合作典范。与之对比，新冠疫情期间中美几乎没有任何合作，两国间的相互指责造成了更大的损失。
近四百名校内师生及校外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如今很多人都在讨论中美“脱钩”的问题。在我看来，认为中美会完全脱钩是错误的。美国已经在一些安全领域与中国脱钩，这种选择性的脱钩被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称为“小院高墙”战略。中国也可以在某些领域做出同样的对美脱钩的决定。但倘若中美在经济关系上实施全面脱钩，将对两国乃至世界经济造成毁灭性的影响。中美在生态问题上的相互依存也说明对两国脱钩前景预测的谬误。气候变化、大流行病等跨越国界的全球问题遵循的是生物和物理法则，而非当代地缘政治的逻辑，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国家间的合作而非竞争。
在当前中美关系的形势下重建互信并不容易，但如果双方能找到合作的领域，将会在一定程度上重塑各自的信誉。如果中美在对方国家的软实力增强，这对双方都将是有利的。中美关系的恶化使双方正在错失增加自身软实力的机会，如果两国在决策中更加重视道义因素，在跨国问题上以合作代替相互指责，将改善中美对彼此的认知。
中美两国应防止跌跌撞撞地陷入战争
如今，中美双方都应意识到，关键问题并不是中美是否“注定一战”，而是两国可能不小心地、跌跌撞撞地陷入战争。中美双方都不会对对方构成生存威胁，两国对对方而言都过于庞大和遥远，以至于难以实施入侵或施加变革，这意味着中美之间并不存在爆发战争的根本性原因。但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认为，由于一些因素（比如南海争端或台湾问题），中美之间将注定发生战争。但这都将是错误的决策所导致的，而非双方政策演变的结果。
若将历史与当下做类比，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情形或许比1945年之后的冷战更加贴切。一战爆发前，当时所有大国都预计，即将发生的不过是短暂而激烈的第三次巴尔干战争。然而，它们却卷入了一场持续四年的世界大战，这场战争导致1000万人失去生命，摧毁了四大帝国。因此，最大的危险在于认为“战争将会是有限的”，这或将导致国家做出远超预期的危险举动。
一些人士还将中美关系和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双方进行类比。在分析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原因时，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战争的爆发源于斯巴达对崛起的雅典的恐惧。艾利森认为历史存在不断重演的规律，例如一战时期德国的崛起引发了英国的不安，中国的崛起也将在美国引发类似的恐惧。但事实上，一战爆发的原因远不止于此，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根源也被过于简单化了。美国古典学家唐纳德·卡根（Donald Kagan）曾分析道，伯罗奔尼撒战争经历了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早期，雅典的崛起引发了斯巴达的恐惧，但随后便不再对斯巴达造成威胁，其后两国间实际上保持了长期的和平；而斯巴达和其盟友在第二阶段的行动才是导致战争爆发的原因，它们认为冲突只是暂时的，因而导致了错误的决策。
古希腊和冷战时期的类比犹如一种“心理陷阱”，而一战的教训则更值得人们关注，大国所持有的战争有限性的信念致其不小心陷入了一场重大的灾难。对于中美两国而言，一项成功的战略必须防止出现这种“梦游综合症”，将战争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中美是否注定一战？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但战争有可能爆发吗？有可能。中美可以避免战争的爆发吗？可以。如何避免战争，这将是当前中美在战略上所面临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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