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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学术委员李义虎日前接受中评社记者专访，就影响两岸关系走向因素、特朗普2.0内政外交开局、中美关系、解决台湾问题的区间思维、“两制”台湾方案的“单独构建”以及“一国两制”话语重塑等问题提出战略性思考。
李义虎表示，虽然从短期来看，特朗普2.0政策是影响两岸关系的一个重要变量，但影响两岸关系走向的决定性因素仍然是大陆自身的发展和进步。大陆对两岸关系发展的主导权，不仅体现于对两岸终局的主导权，更体现在面对现实挑战环境下的“过程主导权”，目前大陆在过程主导权上正持续不断发力。
李义虎认为，在内政外交的开局上，特朗普2.0与特朗普1.0有显著不同，其外交政策显示出某种帝国主义和孤立主义的混合特征。在地缘政治领域提出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议题，对世界格局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同时，美俄关系的调整先于美中关系，特朗普及其国安团队在完成全球战略调整后，才会在对华和对台政策上展现出真面目。由此，从其2.0的外交开局可看出其在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的精心盘算。
李义虎指出，中美关系属于顶层大国关系，元首外交始终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引领作用。中美关系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走稳走好需要把握以下几个关键：一是双方需要加强战略沟通，尤其是元首沟通至关重要；二是明确战略认知，消除误解。尽管中美两国存在结构性矛盾，但双方之间并非替代关系，而是可以构建共存关系。三是增强战略互信，履行承诺。四是明确彼此的战略底线和红线。
李义虎认为，在解决台湾问题上，必须具备复杂性思维，特别是要将底线思维与区间思维高度结合。其中，区间思维是一种具有伸缩性时空，在一定范围可以保持适度弹性并能做出不同选择的思维方式，其限定意义是既有起点又有终点，既有上限又有下限，并非固定于某一点，而是在一定范围内动态浮动。解决台湾问题的区间思维就是“求同存异”，不断寻找交集。以底线思维为前提的区间思维，能为两岸关系的增量改革创造更多机会与条件。若仅依靠存量改革解决两岸问题，恐难有突破，但在增量部分则大有可为。随着台海局势及台湾岛内政治生态的复杂变化，区间思维也会随现实情况而调整。以区间思维解决两岸关系难题即两岸政治定位问题，可以采取“区间定位论”，但“区间定位”跟两岸局势如何变化密切相关，也跟最终采取何种统一方式直接相关。
李义虎强调，在使用“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时，有必要根据台湾的实际情况“单独构建”方案，这也是“一国两制”理论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举措。“单独构建”意味着台湾方案与香港模式不同，并非将港澳模式强加于台湾，有助于破除民进党在“一国两制”问题上设置的信息茧房，打消岛内易发生“台湾方案港澳化”的误解。具体而言，在“单独构建”时需要强调有很强的针对性，与港澳模式有重大区别，同时要强调增量改革思路，表明台湾方案增量部分将远超港澳模式。要破除民进党长期以来对“一国两制”的污名化，要在重塑“一国两制”话语下功夫，尤其是要讲清楚“一国两制”产生背景及初心，强调“一国两制三模式”而非“一模式”，以增量改革理念设置研究议程。
大陆不仅掌握两岸终局主导权，也在过程主导权上不断发力
中评社记者：两岸关系近年来发生诸多变化，您认为未来一段时间影响两岸关系走向的关键因素有哪些？
李义虎：事实证明，影响两岸关系走向的关键因素仍然是大陆自身的发展和进步。无论是从政治、经济还是军事角度来看，大陆始终掌握着两岸关系发展的主导权。这既是台湾方面无法回避的事实，也是美国台海政策必须面对的现实。
所谓的“两岸关系发展的主导权”，从宏观的终极角度来说，大陆最终掌握控制总开关。这种“两岸关系主导权”，不仅体现在两岸终局的主导权，在面对现实挑战环境下，更多地体现在“过程主导权”。比如，在因应佩洛西窜台、赖清德的刺激性言论以及“台独”活动等事件过程中，大陆所采取的包括军演、涉外交流、台湾民众工作等政策措施，均展现了“过程主导权”，并在这方面上持续不断发力。
回顾过去4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十八大以来的近十余年，大陆在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科技实力等方面都实现了快速提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大陆的科技实力取得了跳跃式发展。高科技竞争是中美战略竞争中的重要领域之一，科技实力也是美国霸权的基础。尽管目前美国的科技实力依然领先，但中美之间的差距正在不断缩小。近来有人认为这两年中国跟美国的GDP占比有所下降，我曾写过文章专门强调2021年的重要性，因为这一年中国对美实力占比达到77%，按权势转移理论来讲，这就接近80%的“关键门槛”了，即它是所谓“修昔底德陷阱”问题产生的临界；但是，2022年后中国对美实力占比有一些下降，既有中美GDP算法不同的因素（中国是生产法，美国是支出法），也有美国国内高通胀的因素，更有汇率极大波动的因素。不过，特别应该注意，恰恰是这两三年中国的制造业情况和科技发展（包括高新科技）情况，中国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5年保持全球第一，而科技发展可以说是突飞猛进。工业能力和科技实力是综合国力的实体部分，是一个大国整体实力和战略潜力的主要支撑。
特别是科技发展的系列成果令人瞩目。无论是大陆政府主导的行为，还是以杭州市“六小龙”为代表的大陆民间企业，在科研开发的投入或努力都非常可观，并且在科技创新和研发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例如，北斗导航系统、Deepseek（深度探索技术）、六代机、“航母级”076两栖舰等，都显示出大陆科技实力近几年来的快速增长。这些都表明，大陆不仅对台湾占有绝对的实力优势，而且在西太平洋地区对美国的实力对比上也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很多台湾人不把大陆军演当回事，但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这几年大陆的军演更多凸显了“区域拒止”和“反介入”能力的提升，大陆军演并不是针对台湾民众的，而是有针对“台独”的，还有针对外部势力干涉的。简而言之，就目前的实力对比和部署来说，美国若在西太平洋范围内与中国进行军事对抗，很难有绝对的取胜把握；同时，所谓“区域拒止”和“反介入”能力的强化也是针对美日联盟如果干预介入台海局势的可能性的。对比特朗普1.0，中国实力和自信增长了多个量级。因此，面对特朗普2.0对华政策，我们会有更大的信心和更多的应对办法。
当然，从短期来看，特朗普2.0政策将成为影响两岸关系的一个重要变量。值得关注的是，特朗普二进白宫后，其国安团队将如何调整对华政策和对台政策？以及中美关系在下一阶段的走势如何？
特朗普2.0内政外交开局显著不同兼具帝国主义和孤立主义色彩
中评社记者：特朗普再度上台执政已有一个多月，您认为其在内政、外交方面的开局和其1.0时期有何不同？
李义虎：在内政外交的开局上，特朗普2.0与特朗普1.0有显著不同。在内政事务上，特朗普大胆任用马斯克，成立了“政府效率部”，并展开大规模的政府机构改革和重组。马斯克推动的改革力度极大，范围广泛，涉及关闭多个政府部门、大幅裁员、政府审计等，在被中国网民戏称为“美国发改委主任”之后，现在他又被加上了“美国纪委书记”的帽子。此外，特朗普还推出了一系列内政措施，包括驱逐非法移民和提振经济等。
在外交方面，特朗普2.0的开局也极具特色。尽管他延续了贸易战、关税战，包括对中国等多国加征关税等经济手段，但他在地缘政治上的高调行动更为引人注目。例如，他提出了一些耸人听闻的主张，包括强行购买格陵兰岛、收回巴拿马运河控制权、将加拿大纳为美国的第51个州，以及“清空并接管”加沙地带等。这些主张并非仅仅是噱头。例如，就职前，他曾派小特朗普前往格陵兰岛并高调发表相关言论；而他的国务卿卢比奥出访的第一站则选择了巴拿马，并多次强调加拿大是“美国的第51州”。此外，特朗普也高调干涉乌克兰问题，竞选期间的主张一上台便迅速落实，充分体现了其本人一贯的“说做就做”风格。
总体而言，特朗普2.0的外交政策具有某种帝国主义色彩，也有标签为“MAGA” 的孤立主义倾向，因为在政治成分上这种倾向是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他在地缘政治领域提出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议题，对世界格局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从特朗普2.0的外交开局，可以清楚看出其在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的精心盘算。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俄关系的调整实际上已先于美中关系。尽管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参加其总统就职典礼，而未邀请普京，似乎是在向中国示好。但实际上，特朗普在上台初期更为急迫地投入到美俄关系的修补和调整中。一方面，这反映在他希望迅速结束乌克兰战争的态度，并且欧洲普遍认为特朗普更倾向于与俄罗斯协商解决问题。另一方面，美俄外长选择在中东的敏感地带——沙特（而非两国领土）举行会谈，这一安排具有重要象征意义，不仅针对乌克兰问题，也兼顾了中东局势。此外，特朗普还继续筹划与普京的会晤。总体来说，美俄会晤的重点之一是谈乌克兰问题，但首要问题实际上是如何恢复美俄关系，为的是先弄好全球布局。这也是近来美俄单独举行会谈、欧乌不能上谈判桌的重要背景。
虽然特朗普2.0在开局阶段对华采取了加征关税、美国国务院网站删除“不支持台独”表述等做法，但实质上，特朗普及其国安团队在完成全球战略调整后，才会在对华和对台政策上展现出真面目。这种全球性战略调整包括修补美俄关系、结束乌克兰战争，以及针对格陵兰、巴拿马运河等主张引发出一定的地缘政治效应。这也反映了特朗普外交布局的基本思路。
因此，尽管对华政策是美国整体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优先议题，但特朗普2.0政府当前的重点仍是优先调整和修补美俄关系。现在，对中国打关税战仍然属于常规动作，但最值得注意的是下一步他会推出什么样的非常规动作。而且，我们需要在某种大的背景下，持续关注特朗普2.0对华政策及其对台政策的进一步发展。
中美顶层大国关系 元首外交发挥引领作用
中评社记者：1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并指出希望中美关系在美国总统新任期有一个好的开始，愿推动中美关系在新的起点上取得更大进步。您认为此次通话释放了哪些重要信号？中美关系要开好局、起好步，您认为需要把握住哪些关键？
李义虎：在国际上有一种说法叫“Top Power”，也就是“顶层大国”，中美关系就属于顶层大国关系。对于两个顶层大国而言，元首外交始终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引领作用，无论是特朗普第一任期，还是拜登执政时期，都是如此，而在特朗普第二任期，这种作用显得更加重要。
在正式就职之前，特朗普与习近平主席通话，双方共同希望中美关系在特朗普第二任期有一个好的开局，这为双边关系增加了一些可预见性和稳定性。在此基础上，双方期待中美关系能够获得良好发展，使其更加成熟。
据国内的报导说，习近平主席全面阐述了中国对美政策，特朗普对此予以积极回应，并表示希望与习近平主席保持良好关系，认为中美合作能够解决世界上的许多问题。此外，特朗普还提到将在执政100天内访问中国，并邀请习近平主席访问华盛顿。在这一阶段，特朗普对中国和中国领导人说了一些好话。在中美元首通话后，王毅外长指出，这次通话为中美关系指明了方向、确立了基调。
我认为，中美关系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走稳走好需要把握以下几个关键：
一是双方需要加强战略沟通。其中，元首沟通至关重要，同时中美之间的其他对话机制也需要同步发挥作用。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中美曾建立了四个高级别的对话合作机制，分别是：全面经济、外交安全、执法与网络安全、社会和人文领域。此外，在过去四年里，中美恢复并新建了20多个沟通机制。这些机制都需要继续发挥作用。正如习近平主席在通话中强调的，中美双方都高度重视彼此的互动。特朗普也感性地表示，非常珍视同习主席的“伟大关系”。两国元首一致同意建立战略沟通渠道，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保持经常性联系。特朗普就职时，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作为习近平主席的特别代表出席了就职典礼，并会见了美国副总统万斯。特朗普还重申，他将在执政百日内访问中国。元首外交在中美关系中发挥了积极的引领作用。在两国元首的推动下，双方团队应该建立更有效的战略沟通渠道与机制，这是确保中美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
二是确立正确的战略认知，消除误解。中美战略沟通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战略认知，尤其是美方应确立何种对华战略认知。近年来，中国领导人（包括国家主席、外事办主任、外交部长等）反复强调战略认知的重要性。中美关系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当政者对中国的认知存在严重偏差，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或最大威胁，从而采取了完全错误的对华政策。因此中国希望美方能够端正对华战略认知，这一问题被多次提出并亟待解决。
尽管中美是两个顶层大国，并且仍然存在结构性矛盾，但双方之间并非替代关系，而是可以构建共存关系。然而，美国习惯以“修昔底德陷阱”的逻辑来看待问题，认为作为主导国的美国必然会因中国的崛起而被取代。事实上，中国从未试图取代美国的地位，更无意成为世界霸主。中国是现有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和建设者，尽管主张对部分国际制度进行改革，但并不意味着要推翻现有体系。
三是增强战略互信，履行承诺。在国际关系中，国家间的信任是合作的基础，大国间尤其要讲信用。近年来，中美关系之所以陷入困境，主要原因在于美方在一些原则性问题上言行不一、前后不一，甚至反复无常，尤其是在涉及中国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及安全利益的问题上失信，严重损害了中国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外交领域需要契约精神，不能出尔反尔。有媒体指出，中美关系需要警惕“特朗普昨日重现”的问题。因此，在中美关系中，守信显得尤为重要。只有双方都能兑现承诺，才能实现真正的合作共赢。
四是明确彼此的战略底线和红线。习近平主席多次向美方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也是中美关系的第一道不可逾越的红线。因此，美国尤其要在台湾问题上谨言慎行。根据《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美方已在一个中国政策上作出庄严承诺，不应背信弃义。不久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王毅外长通话时表示，中美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将决定世界未来，美方愿与中方坦诚沟通、妥善处理分歧，并重申不支持“台湾独立”。然而，美国国务院网站随后更新表述，删除了“不支持台湾独立”的相关内容，并新增“期待两岸分歧通过和平方式解决”的表述。对此，中国外交部和国台办均作出强烈表态，要求美方必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相关规定。美国需要明白，战略底线和红线必须严格恪守，不能轻易试碰。
解决台湾问题须高度结合底线思维和区间思维
中评社记者：您曾表示，解决台湾问题需要强调底线思维和区间思维的高度结合。能否具体阐述您的观点？您认为应该采取怎样的战略思维来应对当前台海形势的挑战？
李义虎：在解决台湾问题上，必须具备复杂性思维，特别是将底线思维与区间思维高度结合。这是因为台湾问题具有其特殊性与复杂性，其内外条件跟解决其他问题非常不同。过去我们常说，解决问题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而这里所强调的底线思维与区间思维结合，实际上是对此的进一步理论化说法。
在政策宣示与学术研究层面，有关底线思维的讨论较多，且已有较为一致的共识。例如，解决台湾问题必须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持“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和各种分裂行为，并确保中国的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等。然而，底线思维还有另一层含义，即做好最坏打算，同时争取最佳结果，这就涉及到区间思维。
区间思维是一种具有伸缩性时空，在一定范围可以保持适度弹性并能做出不同选择的思维方式，其限定意义是既有起点又有终点，既有上限又有下限，并非固定于某一点，而是在一定范围内动态浮动。应用于台湾问题，区间思维体现了政策上的灵活性、包容性与弹性。例如，为双方预留一个交集区间，找到利益汇合点，从而缩短彼此目标的距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实现重合，最终达成双方合意的愿景。这与经济运行中的“保持合理区间”概念类似，通过预留合理浮动空间来实现稳中求进。比如，这次李强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发展预期目标是5%左右，赤字率按4%左右安排，还有多项经济社会指标都是用预期值的“左右”来安排的；而且特意说明是为了使它们“处在合理区间”。
台湾问题的特殊性源于其是中国内战的产物，其演变过程中的内外条件与香港、澳门问题均有所不同。如果最终希望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如何处理岛内政权这个现实问题将成为深水区中务须解决的关键问题。现在，大陆官方将台湾问题的性质界定为两岸政治对立，而非主权和领土分裂问题。
因此，解决台湾问题的区间思维就是“求同存异”，不断寻找交集。大陆方面既在意愿上表达善意，也在行动上要求双方相向而行，避免背道而驰，从而凝聚并扩大交集点。例如，在统一方案、模式及相关设计上，双方可以在一个中国原则的框架下进行开放性讨论和民主协商，以此展现包容性。
以底线思维为前提的区间思维，能为两岸关系的增量改革创造更多机会与条件。若仅依靠存量改革解决两岸问题，恐难有突破，如果固执地停留在存量部分，两岸容易发生对抗，但在增量部分则大有可为。例如，提出两岸融合发展就是区间思维的一种体现，也是增量改革的具体措施。那么，如何利用区间思维解决两岸的政治定位问题？我曾提出过“区间定位”这一概念，尤其是针对台湾的政治定位，可以采取灵活的区间定位方式。
两岸政治定位是实现最终和平统一需要先解决的核心问题。无论是发展两岸关系、签署和平协议，还是建立军事互信或解决所谓“国际空间”问题，都需要首先解决两岸政治定位问题。相比之下，香港与澳门并不存在这一问题，因为其定位非常清晰——它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这一定位由宪法和基本法明确规定，并被当地民众所接受。
然而，台湾问题的特殊性使其政治定位问题更为复杂。按照原有的“一国两制”方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1条以及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的论述，台湾同样可以被定位为特别行政区。然而，台湾大多数民众并不接受“一国两制”或与港澳类似的特别行政区定位。因此，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完成国家统一目标的前提下，针对台湾问题，可以转而采取更灵活的区间定位方式。
这种区间定位既有上限也有下限。上限是不能突破主权国家这一天花板，下限则是特别行政区，由此构成一个双方愿意实现统一，并且朝中间走去寻找交集的区间。这样的设计更加包容与灵活，有助于让更多的岛内民众接受解决台湾问题的现实方案。同时，这些方案可根据“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民主协商原则进一步探讨。
当然，随着台海局势及台湾岛内政治生态的复杂变化，区间思维也会随现实情况而表现出更强的动态性。以区间思维为导向的“区间定位论”也会因时因事而调整，这些都与两岸局势的变化密切相关，也与最终采取何种统一方式直接相关。如果是和平统一，区间可以向上浮动，定位可能比特别行政区更灵活，只要双方坚持一中原则并面向统一，就能在合理区间内不断寻找双方可接受的交集点。
若台湾走向分裂或抗拒统一，大陆政府仍需完成统一，但定位可能会向下浮动，甚至就是台湾省的层级。根据现实情况变通，“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也会有所不同，但肯定与港澳模式存在差异，体现其特殊性。
“两制”台湾方案“单独构建”针对性强
增量改革远超港澳模式
中评社记者：您曾强调，“两制”台湾方案要“单独构建”，并区别于港澳模式。您认为，“两制”台湾方案具体应该如何实现“单独构建”？
李义虎：“单独构建”“两制”台湾方案是必要的，其必要性由台湾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决定。正如刚刚所说，台湾问题的产生是中国内战的产物，原来统治中国的政权被推翻后退据台湾，两岸也仍然存在内战状态。但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内部的政治生态发生了重大变化，经过李登辉的“宪政改革”，以及民进党的长期执政，岛内社会的许多特点也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台湾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尤其是美国因素的介入，这与港澳问题的外部条件截然不同。因此，在使用“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时，必须根据台湾的实际情况“单独构建”方案。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长期以来李登辉、蔡英文及民进党通过“香港化”的方式歪曲、贬低和丑化“一国两制”，声称若台湾接受“一国两制”，就会变成“另一个香港”。因此，“台湾问题香港化”是李登辉、蔡英文攻击“一国两制”的现成工具，也因此形成一种魔咒，导致岛内许多民众对“一国两制”产生误解和偏见，一听到“香港”这两个字或“香港化”这三个字，就有条件反射。
“单独构建”意味着台湾方案与香港模式不同。通过这种方式，让岛内民众认识到，大陆并非将港澳模式做“横的移植”，也不是把“一国两制”强加于台湾，而是根据台湾的实际情况，提出“台湾版”的一国两制方案，以此破除“香港化”魔咒。“一国两制”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理论体系，“单独构建”台湾方案是这一理论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举措。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9月会见台湾统派人士时所强调的，根据台湾的实际情况，找到“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方式。
那么，应该具体如何实现“单独构建”？我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是强调“单独构建”有很强的针对性，突出与港澳模式的重大区别。“单独构建”是指完全按照台湾的特殊性加以设计和落实，其中所谓“单独”并不是指大陆“单独”做事，而是着重强调与港澳的区别。“单独”是在构建台湾方案时为打消岛内容易发生误解的“香港化”、“港澳化”而说的，有很强的针对性，也是为了破除民进党在“一国两制”问题上设置的“信息茧房”，打消岛内易发生“台湾方案港澳化”的误解。
二是强调“单独构建”在两岸关系部分的增量改革思路，表明台湾方案的增量部分远远超过港澳模式。一方面，台湾方案本就应该具备更大的创造性；另一方面，双方可通过两岸协商探讨扩充增量部分。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1月2日重要讲话谈到探索和构建台湾方案时，特别强调要通过“两岸民主协商”，汪道涵先生也讲过两岸要“共议统一”，应该说台湾方案的增量部分空间是非常大的；同时，上面说了，“单独构建”并不是大陆“单独”去做，而是两岸共同去做，这也意味着增量部分的空间极大。
三是强调“单独构建”台湾方案与“一国两制三模式”的研究议程相一致。从现实角度讲，在“一国两制”大的框架下，台湾跟香港、澳门采用不同模式，并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具体方案。这是在解决了香港和澳门问题后解决台湾问题的应有做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其中，“坚持”是指“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完善”则是指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从理论方面讲，台湾方案“单独构建”的思想，与“一国两制三模式”的研究议程相契合，我们一贯主张“一国两制”的研究一定要采取“一国两制三模式”而非囿限于“一国两制一模式”。这也是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体现。
重塑“一国两制”话语，讲清“一国两制”初心
中评社记者：面对“一国两制”在岛内的污名化，您认为应如何重塑“一国两制”的话语？随着时代的变化，关于“一国两制”的论述应该强调哪些增量变化？
李义虎：由于“一国两制”长期以来受到李登辉、蔡英文等人的污名化处理，其在岛内的支持度持续较低。为了有效反制岛内对“一国两制”的污名化，应从理论工作和政策解说的角度入手，重点要强调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讲清“一国两制”的产生背景及初心。“一国两制”经过民进党的洗脑和污蔑，已形成信息茧房，让岛内民众误以为“一国两制”是大陆保守僵化政策的体现，是所谓的“统战阴谋”或“语意陷阱”。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一国两制”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是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标志的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成果，也是在当时对台政策调整的背景下提出的。
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带来了一系列内外政策的调整，既包括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上来，也包括实行新时期的对台政策和国家统一政策，“一国两制”正是与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高度契合、相互伴随的，是邓小平创造性提出的重要思想。其主要参照物是“一国一制”，既考虑到两岸因历史原因而实行不同制度的现实，也提出了两种制度可以并存共处的可能性，而非以一种制度推翻或战胜另一种制度。
邓小平当年提出“一国两制”构想时，实际上已经大大弱化了意识形态因素，提出了非意识形态化的新政策，也就是说，他更多是从现实情况出发，在对台政策方面超越意识形态的对立，转而以满足两岸共同利益、提升两岸民众福祉为主要考量。因此，“一国两制”的初心在于实事求是、尊重彼此、务实解决问题。邓小平甚至明确表示不再使用“解放台湾”的说法，也就是不实行“一国一制”，而是希望通过“一国两制”真心解决两岸问题。因此，大陆必须清楚地向岛内民众阐释“一国两制”的产生背景、来龙去脉及初心所在。
二是强调“一国两制三模式”，以增量改革理念设置研究议程。前面讲过，在理论研究中应强调“一国两制三模式”而非“一国两制一模式”，从而为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提供学理依据。这种“三模式”的框架设计，不仅体现了“一国两制”的灵活性，也反映了增量改革的理念。特别是针对台湾的方案，应以增量改革的思路进行理解和解释，从而为未来的政策制定提供更具创造性和针对性的理论支持。
三是重塑“一国两制”话语和创新传播方式。在话语重塑和传播方面，应针对岛内民众，特别是基层群体和年轻人，采取更符合当代需求的方式进行解说。过去，李登辉利用“香港化”这一概念污蔑“一国两制”，通过“香港”或“香港化”的简单话语对台湾民众进行洗脑。例如，他宣称“一国两制”会让台湾民众缴纳双份税收，除了台湾当局征税外，再加上一层大陆征税，这种说法让普通民众对“一国两制”从开始就产生了误解；加上“香港化”的说辞固化了对“一国两制”的成见。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大陆不仅不会向台湾征税，还在多年来出台一系列惠台措施，促进台湾经济发展、改善民生；如果通过“一国两制”实现统一，台湾民众会有更多的增量利益。
此外，原先宣传式的话语体系在岛内容易引发反弹效应，大陆方面应注意在两岸交流过程中要“三分政治，七分心理；三分直接路线，七分间接路线”；同时，大陆方面应注意采用新话语、新形式进行传播。可以通过两岸民众，尤其是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结合科技智能手段和创新媒介，对“一国两制”进行更具吸引力的解释和推广，让他们对台湾方案有近身感、参与感和获得感，让岛内民众真正理解其内涵和实质。
原文：中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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